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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把这一阶段从三星堆文化中剥离出去，另称为“月亮湾文化”
，这是一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三星堆青铜文明崛起前夜的考古学文化。
如果说三星堆器物坑所代表的青铜文明与所谓的三星堆文化早期之间存在断裂，那么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器物坑与后来崛起于成都一带的金沙文明（十二桥文化）反而显现出了密切的关联，以至给人以“剪不断理还乱”
的感觉。
换言之，三星堆人和金沙人是一群人吗？如果不是，是金沙人摧毁了三星堆而另立新都于成都，还是三星堆人因某种原因将其都邑从广汉“战略转移”
到了40多公里外的成都？种种推想，学者们都提出过。
话说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多是凭发现时考古学家的认识甚至感觉，所以随机性很大。
当时命名为两个考古学文化的，不一定就是两个人群的遗存。
比如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一般认为就是一个人类群团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
中原地区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一般认为都是商文化的遗存，甚至更早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人认为应是最早的商文化。
鉴于此，三星堆文化和后续的十二桥文化（金沙）并不一定就是两群人的文化遗存。
关于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时代至殷墟时代）和十二桥文化（殷墟时代晚期至春秋时代）的关系问题，早年即有学者将三星堆文化的下限下延，囊括了十二桥文化。
近年更有学者提出了“三星堆——金沙文化”
的概念，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并无太多实质性差异。
如果再考虑到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遗物的共性，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相同的价值体系等，不妨将这两种文化理解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早晚两个发展阶段。
这次六个坑的发现似乎进一步验证了这些推断。
这八个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限于从殷墟到西周的过渡阶段前后，三星堆和金沙的此消彼长阶段。
故有学者推断，二者的兴替，或与商周更替这一大的历史事件有关，但到了成都平原，至多应该属于“余震”
了吧。
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谜团，我常愿提及的一个“不倒翁理论”
是：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排除不了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古蜀情结中的三星堆阐释
在目前专家和公众的话语系统中，三星堆文化属于早期古蜀文明，似乎已成定论；有的学者甚至把早期巴蜀文化上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但细究起来，其中问题多多。
首先是，关于“蜀”
族群的记载尽管见于殷墟和周原的甲骨卜辞，传世文献中也有周武王伐纣时蜀人参与协同作战的记载。
但早期蜀文化是否发源于四川，尚存异议。
有学者就提出四川盆地北方的汉中甚至关中地区的某些文化遗存，为寻找早期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三星堆——金沙文化中尚未发现当时的文书材料可以互证的情况下，这支人群的遗存是否可以直接被冠以“蜀文化”
的徽号，并不是可以遽然定论的。
其次，如前所述，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遗存之间，显现出大致相同的价值体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与后来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却有着显著的差别。
据研究，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墓葬随葬品较少，也少见木棺之类的葬具，没有发现大墓。
可见这个族群没有厚葬的习俗，不用青铜器、金器和象牙等社会财富来随葬。
但在成都平原，至迟到了春秋晚期，墓葬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规模大、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丰富，明显有别于其他墓葬的大型墓，多见富于地方特色的船棺葬和合葬墓，船棺形体巨大，随葬品中出现铜容器，随葬兵器的习俗也很盛行，墓葬中涌现出大量域外文化因素。
随葬铜器包括本地铜器和域外风格铜器；已发现的大墓都单独分布而不属于某个墓地，这些都表明墓葬已经有了显著的等级差别。
可以说，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坑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中，神权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宗教活动，相比之下，个人财富、地位的标志，以及与此相关的丧葬活动处于次要地位。
如果说三星堆——金沙文化在精神世界属于“祭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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