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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来因素仅仅是“与此同时”
渗入的，而不是这些变化的重要契机甚至就是要因？
赵辉在上引文中指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基础上，原来平等、平均的氏族社会被如此这般地改造成了‘准文明’的形态，或者干脆就是文明。”
显然，厚葬、殉人、棺椁、发达的玉（石）器和精制彩绘陶器等中原不见或罕有，显现社会成员高度等级分化的器用制度和观念，来自于中原东、南方先行一步的文明实体。
更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外来文明因素的“改造”
，使得本土的仰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其他文化系统，尤其是江汉地区与海岱地区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促使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发展进程和方向，使长达2000多年的仰韶文化走向结束”
，而“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对仰韶晚期的影响促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形成”
。
芮城清凉寺等若干地点，甚至“应当是伴随着一定规模的人群迁入移动”
（魏兴涛2012）。
又有学者提出三模式说，在大体相当于吉德炜、赵辉所论东、西文化系统（或模式）的“东方模式”
和“北方模式”
以外，增设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
（韩建业2003）。
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原融合两大文化系统（模式）之长，在杂交中催生出高度的文明（许宏2009），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那么，后起的“中原模式”
本属西（北）部板块，它出现的契机是什么？抽出了其中蕴含的东（南）方因素，它还有什么？在“中原龙山文化”
中，陶寺往往被看作特例，其实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
（韩建业2003）。
它与中原地区其他同时代文化相比，只不过是“东方化”
的程度更甚而已。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青铜的出现。
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的贵族阶层优先用青铜这种贵金属制造出了用于祭祀的礼器和近战兵器，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声。
何以中原？群雄逐鹿之处，方为中原。
没有华东文化的西进、欧亚大陆青铜潮的东渐和东、西文化系统两大板块的碰撞，就没有所谓的“中原中心”
。
在中原中心出现前，华东区域土著邦国先行一步，来自西北的文化影响则逐渐增强；随着逐鹿中原、东西碰撞带来的大整合（庙底沟二期——中原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前1800年），以二里头为先导的广域王权国家得以崛起，中原中心也才最终形成。
至于这一推论的细节展开，要待诸另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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