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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别出本地系统陶器和外来系统陶器的基础之上，从每个遗址中外来系统陶器要素的数量变化，来探讨遗址之间的交流状况。
对于有特殊陶器构成的遗址，从其与周围诸遗址的关系来把握其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在经济模式中所具有的作用。
由于二里岗时代陶器系统所表现出的单一性特征，作者从陶器系统、器类构成、炊器容量大小和陶器表面绳纹的条数变化等方面的量变结果，来观察二里岗文化陶器组合的单一性特征在一般遗址中的存在状况。
在观察结果的基础上，对性质不同的几类遗址的陶器组合进行比较，最后探讨这种具有规格化和一元化倾向的陶器组合特征的社会背景。
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陶器系统构成的比例变化（上：前期，下：后期）
作者通过对海量材料的量化分析和缜密的比较后指出，尽管二里头文化时期各区域陶器群中伊洛系的比例总体上显现出与伊洛核心区的距离呈反比的特征，即距伊洛核心区越远，伊洛系陶器所占比重越小，但中心聚落中伊洛系陶器的较大比重显然突破了上述模式。
原本被纳入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性质的聚落，通过细密的分析观察，被解构为复杂的组织形态，认识得以深化，如是研究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书中更廓清了“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包含多系统器类的陶器组合风格，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一元化陶器组合风格的变化这一显著特征。
伴随着这一变化，二里头文化时期不曾看到的伊洛郑州系鬲作为炊煮器替代各种罐类被广泛使用，其法量在小型化的同时，还出现了高度划一的规格化倾向”
。
她指出，“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陶器组合风格呈现广泛的齐一性，晋西南、伊洛地区、豫北、长江中游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是各自具有不同的陶器组合风格的地区，然而进入二里岗文化时期之后，陶器风格呈现出高度的共通性，而且这种共通性不仅限于器类构成的类似，在陶器的细部特征和制作技法方面也可得到确认。
因此，可以认为在二里岗文化时期陶器的这种高度一元化的背后，不仅仅是陶器的简单模仿，可能还反映了某种强烈的支配性制度的存在。
这种一元化的陶器组合风格，在中心都城的王都、地方城郭都市和一般聚落三类性质不同的遗址中均可得到确认。
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出产生二里岗文化陶器风格这种共通性的背景里，存在着某种严格的陶器生产制度和规则。”
“与中心都市密切相关的地方城郭的出现，正好与二里岗文化一元化的陶器组合风格向周边地区扩大的时期一致。
因此，可以认为二里岗文化陶器风格在地域的一元化正是以郑州、偃师商城为中心的势力向周边地区的强势扩张和对地方影响的具体显现。”
这就把对各区域陶器（群）的具体分析，上升到了对社会生产乃至政治组织考察的层面。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所代表的人群社会结构上的显著差异，我们在聚落形态的探究上已略见端倪（许宏2016A），秦小丽教授的陶器研究，又验证并加深了相关的认识。
除了作为全书主体的陶器本体研究，作者新撰的第七章以更宏阔的视野论及各类聚落的功能性、铜器与玉器遗存乃至手工业模式和经济运营模式，范围超出了陶器，但也都是围绕陶器研究而展开的，构成了本书的又一亮点。
有学者利用人类学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概念与理论来分析夏商周三代考古中存在的青铜礼器文化与陶器文化、主流礼乐文化与地域宗教信仰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我们不仅要关注以陶器特征和组合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和研究，也要对以青铜礼器为主要特征的‘礼器文化圈’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予以重视。
两者之间反映出怎样不同的文化意义、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彼此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研究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我们在关注具有一致性的文化面貌，占据上层主流地位的大文化传统时，要承认不同区域、居于社会下层非主流地位的各种小文化传统的存在，并予以重视；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不同区域小文化传统特征和彼此差异时，要重视对它们之间的共性及其背后原因，即文化大传统的研究。
只有对大小文化传统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
（徐良高2014）。
秦小丽教授此书专研作为“小传统”
的陶器而兼及作为“大传统”
的礼器乃至主流礼乐文化，以其为背景全方位审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这种研究风格与视野，是值得大力称道的。
秦小丽教授这一新著，无疑是近年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研究的一部力作。
众所周知，日本京都大学岡村秀典教授以治学谨严、出言审慎著称，但他作为导师对秦小丽教授此书的总体评价却是不吝褒扬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为继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崛起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地域交流动态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岡村秀典2019）对此，笔者深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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