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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的洛邑究竟为一城还是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其具体位置何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
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成周即洛邑，而西周时期并无所谓的“王城”
（梁云2002）。
从考古发现上看，西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瀍河两岸一带，但迄今未发现城垣。
其兴盛于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衰落，应即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成周（洛邑）（叶万松等1991，刘富良等2005）。
据分析，周代主要诸侯国都城曲阜鲁国故城，可确认的最早的城垣大致属两周之交或稍晚（许宏2000）；临淄齐国故城范围内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与文献所载齐国始都临淄在时间上大致相合，但目前发现的零星西周时期的城垣性质尚难以遽断。
在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已指出“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世严格的城郭制度在这一时期尚未最后形成”
（许宏2000）。
此后长时段的都邑观察和深入思考，使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归纳尚不足以把握当时都邑与社会发展的切实脉络。
显然，除了商代前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城郭形态，“大都无城”
是广域王权国家时代都邑制度的主流。
（二）春秋战国时代：兴于乱世的防御性城郭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列国分立，各自立都，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具有防御功能的城郭布局应运而生。
徐苹芳将其概括为宫城加郭城的“两城制”
的形态（徐苹芳1995）。
在春秋时期的都邑中，我们还能看到上一个时代“大都无城”
形态的残留。
首先是位于侯马的晋国都城新田，在4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具有宫城性质的数座小城及宫殿基址，盟誓、祭祀遗址及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等大量遗存，整个都邑遗址没有外郭城。
另一个例子是洛阳东周王城，对以往发掘材料的分析表明，“东周王城城墙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时期”
，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东周王城东墙始筑于战国时期，而与东墙一体的其余三面城墙的始筑年代也应相同，则东周王城的城墙始筑年代是在战国时期”
。
从春秋遗存的分布上看，平王东迁之王城也应在遗址范围内，只不过春秋时期的王城没有郭城（徐昭峰2007）。
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看，位于荆州的楚国郢都纪南城在春秋时可能并无大城城垣，现存遗迹应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期郢都的形态（许宏2000，梁云2006）。
有学者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布局进行了复原，认为将宫城置于郭城之中也即“内城外郭”
是这一时期城郭布局的正体。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凡战国时期新建或改建的都城，格局都为之一变，出现了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的新布局（马良民1988）。
这种变化似乎还可以更为简洁地概括为从“内城外郭”
变为“城郭并立”
。
这一观察结果在对相关城址的深入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
就城、郭的相对位置而言，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宫城在郭城之外，如临淄齐故城、邯郸赵故城等；二是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如曲阜鲁故城、新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东城利用河道分割宫城与郭城，西城则为附郭），洛阳东周王城、楚都纪南城似乎也可归入此类（许宏2017）。
如果说“内城外郭”
的格局是春秋时期“卫君”
的最佳设防，那么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国统治者竭力使自己的栖身之所脱离居民区的包围并满足其恣意扩建宫室的奢欲，似乎就成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出现的主要原因。
而军事、国防设施等的长足进步，也使宫城单独设防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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