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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宫室建筑的肇始，就被限定在介于仰韶时代和二里头时代之间的龙山时代。
这一时代也恰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到来和广域王权国家初兴的关键性时段。
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在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期后，迄于秦汉帝国崛起，可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公元前6千纪——前4千纪的仰韶时代（苏秉琦1994B）。
尽管经历了从大体平等到初步复杂化的社会进程，但植根于东亚大陆农耕文化的区域性多元和平发展是其主流。
除了红衣彩陶这一最醒目的文化符号外，以环壕为主的、向心式的聚落布局，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
和中心广场，盛行薄葬，玉器不发达等，是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
公元前3千纪——前1千纪的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包含龙山时代和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早期王朝时代。
考古材料表明，进入龙山时代，若干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分层已较显著，贫富分化加剧，在聚落形态、建筑规格与品类以及遗物上都有一些令人瞩目的现象出现。
如红陶、彩陶为灰黑陶、彩绘陶所取代，向心式的聚落布局与有序的公共墓地退出历史舞台，“大房子”
与中心广场为封闭而排他的、中轴线布局的院落式宫室建筑所取代，城垣建筑普遍化且以矩形为主，厚葬风习蔓延，玉器发达，青铜逐渐使用广泛并被用于制造礼容器、乐器和兵器，小麦、绵羊和骨卜习俗等外来因素进入社会生活，文字与文书开始出现。
可以说，龙山时代是以礼乐制度为显著特征的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时期。
诸多文化现象与制度层面的因素，为早期王朝文明所承继。
在经历了数百年“逐鹿中原”
的纷争之后，广域王权国家脱颖而出，“中国”
最终问世。
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间曾发生过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就黄河中游及邻境地区而论，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社会在经过了极其繁盛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之后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动**、大重组的调整阶段。
与庙底沟期相比，遗址的数量和分布密度明显下降，各地文化的面貌也从具有极强的一致性转变为富于地方色彩。
这些现象暗示着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赵辉等2002），一个重要的契机，是中原东方及东南文化因素的渗入（魏兴涛2012）。
逮至龙山时代后期，即中原龙山文化阶段（约公元前2400——前1800年），包括宫室建筑在内的与三代礼制相关联的遗迹的出现，可以纳入礼制系统的成组早期礼器的问世，应都是此次社会变革与重组的直接产物，而与前此的社会秩序、行为规范和宗教思想意识似乎仅存在间接的联系（见本书《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
就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而言，密闭式院落布局反映了政治决策的隐秘和排他性，以及宗教祭祀的垄断性，中轴对称格局反映了权力中心的秩序性和威仪感，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建筑共存，反映了统治机构和管理流程的复杂化。
而这些作为早期国家特征的要素，都不可能作无限制的上溯。
如果我们认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恩格斯1972）的论断，认可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权力机构的话，那么秦安大地湾及此前的“大房子”
类建筑和附属广场因其“全民性”
和开放性，以及所处聚落形态显现出的血缘宗教色彩，都与国家文明无缘。
从宫室建筑遗存的角度看，中国国家文明形成的上限至多可追溯至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的龙山时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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