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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实施里坊制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在这一早期中国都邑布局的演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是“大都无城”
传统的肇始。
如上所述，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二里头都邑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
如果将二里头时代的聚落形态与更早的龙山时代做比较，可知前者最大的变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由龙山时代的十余万至数十余万平方米，扩大至300万平方米；二是基本上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而起的环壕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防御设施。
由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而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
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
的一个最早的典范。
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
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联的血亲集团所组成，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的都邑颇为相近。
而广域王权国家则是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社会结构上的共性。
以“大都无城”
为主要特征的都邑聚落形态与早期王朝阶段社会结构上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探究。
显然，“大都无城”
，是前中国时代终结、最早的“中国”
初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要之，以二里头时代为界，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
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为代表的龙山时代众多区域性邦国文明，各领**数百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它们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这就使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连续”
中的“断裂”
的态势。
这是我们把东亚大陆国家起源进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的重要依据。
通观东南良渚的水城、中原陶寺的土城、西北石峁的石城，都是因地制宜、适应环境的产物，它们也的确都是区域性文明，这与“大都无城”
的二里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它们所拥有的“前铜礼器群”
还看不到像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礼器群那样严格的礼仪规制，尤其是重酒的礼器组合。
而以软实力见长的二里头，显然通过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普世”
的魅力，在众多族群的膜拜与模仿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原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文明底蕴通过二里岗时代、殷墟时代乃至西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石峁石雕及图案
石峁人面石柱
当然，对这一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之细节的把握，还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相关的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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