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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上百处同时期的遗址。
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
“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
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
（高炜1996）
陶寺遗址平面图
回顾陶寺遗址的探索历程，我们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本身就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循着文献提供的线索寻找夏王朝的遗迹，是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的李济博士在晋南考察与发掘的动机之一。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于1950——1960年代在晋南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是“围绕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
（高炜2007）。
前述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令学界兴奋不已。
当时占主流的假说是二里头和东下冯类型属于商文化，而按当时的碳素测年认识，陶寺文化的年代概算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发掘者在前后可摇摆数百年的夏代纪年中，选取了最早的极端值：公元前24世纪——前18世纪。
据此认为陶寺中晚期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和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高炜等1983）。
在陶寺遗址的材料公布不久，即有学者提出了与发掘者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的许多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实在可以相互对照”
（李民1985）。
后来，发掘者也接受了“二里头夏文化说”
，认为将陶寺集团的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
我们注意到，上述假说的提出以及放弃，都是建立在另外的假说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的。
而包括“二里头夏文化说”
在内，诸假说都没有当时的“内证性”
文字材料的支持，论辩各方也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否定他方提出的可能性。
显然，在当时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之前，这一思路的探究注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无论如何，随着陶寺这个高度发达却“不称霸”
因而并不“广域”
的早期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其所在的大中原区域内的晋南地区数千年来自主发展的历程也宣告终结。
从随后的二里头时代起，这一地区开始接受来自大河之南中原腹地的一轮轮文明输出的冲击波，最终被纳入王朝体系。
这样的命运，也是东亚大陆众多区域文明化或“被文明化”
的一个缩影（见本书《“连续”
中的“断裂”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陶寺的文明成就，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同时，它的衰落与退出历史舞台也昭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三、嵩山周围的动向
从海拔500～400米的陶寺大邑，向东南过黄河，山地丘陵连绵起伏，其间的河谷盆地降至海拔300～100米。
这就是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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