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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纷乱中又孕育着新的动向。
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东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
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
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鉴于此，公元前2000年，是中原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二、陶寺的兴衰
地处晋南的陶寺聚落群几乎是其中最小的一群，但其聚落和墓葬形态及所显现的社会结构又是最令人瞩目的。
存在了大约400年的陶寺文化，被分为早期（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1900年）三个阶段（何驽2004）。
公元前2000年，正值这个社会的中、晚期之交。
考古学资料表明，恰恰在此期，作为该集团权力中心的陶寺聚落充斥着暴力的迹象：
原来的宫殿区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
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头骨多被砍切；数十个个体的散乱人骨与兽骨混杂在一起；大沟的底部一具30多岁的女性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竟被插入一根牛角。
联系到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多处被陶寺晚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发掘者推测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人为毁坏建筑的群体报复行为。
陶寺遗址鸟瞰
包括“王墓”
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期的“扰坑”
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随葬品。
这些墓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掘墓者似乎只为出气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
发掘者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大体是连续发展的。
也即，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这场破坏活动应是陶寺社会底层对上层的暴力行动，而非外来族群的攻掠。
无论如何，它摧毁了陶寺社会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陶寺大邑自此由盛转衰。
在此之前，以陶寺大型城址为中心聚落的陶寺文化聚落群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辉煌。
其所在的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晚期，在素有“东亚大两河流域”
之称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圈形成那个时代最显著的人文景观。
矗立在黄河两岸的一座座夯土城址，是这一地区迈向文明时代处理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杰作。
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圈围起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
城墙建筑的用工量所显示的社会动员力，庞大的城区中生活的人口数，都是后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些，可知与陶寺所在的晋南隔黄河相望，此后要在中国文明史上大放异彩的中原腹地河南，这时也是城址林立，但与陶寺的气派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
最大的城址也仅30多万平方米，其他城址的面积则大多仅有10余万甚至数万平方米（详后）。
与中原相映生辉的海岱（山东）地区，此时最大的城址面积也只有30多万平方米（栾丰实2006）。
城址内已有初步的功能分区。
其中陶寺墓地已发掘的上千座墓葬所显现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已为学界所熟知。
占墓葬总数不足1%的大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有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各类礼器、生活用具以及以猪为主的牲体，等等。
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陶盘、鼍鼓和特磬最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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