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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与中原地区的高精度系列测年相比照，其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从出土用铜遗存看，只是到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兵器和容器出现的该遗址第五期，该地才进入青铜时代，已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晚期阶段。
至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铜器，一般认为约当夏至早商时期，其年代多被推定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之间（白云翔2002）。
目前集中出土且经年代测定的，只有赤峰敖汉旗大甸子遗址集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
这批铜器的年代区间，在公元前1735——前1460年，如与中原地区的高精度系列测年相比照，不排除年代更晚的可能性。
从大甸子墓葬的随葬品中伴出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近似的陶鬶、爵之类器物看，知其年代上限应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下限应已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
其他地点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尚未见有明确早于这一年代数据的例子。
陶寺铜铃
陶寺铜齿轮形器（与玉璧叠摞）
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仅有零星的用铜遗存发现。
如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红铜铃和砷铜齿轮形器、容器残片等，但未见青铜；登封王城岗遗址曾出土青铜容器残片，新密新砦遗址曾出土红铜容器残片等。
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发现的铜器尚少，且均为小件器物。
第二期开始出现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第三期始有成组的青铜礼容器和兵器等出土。
故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至多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依最新的系列测年结果，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680年（张雪莲等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
至于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中零星发现的用铜遗存，多为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应为中原文化影响所致，尚未在其所处的社会中显现出“显著的重要性”
（张光直语），因而难以认为其已进入青铜时代。
要之，就目前的认识，整个东亚大陆多地区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约当公元前1700年前后。
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这些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间的交流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六、简单的结论
综上所述，东亚大陆公元前4700——前2300年所出现的零星用铜遗存，应属“原始铜合金”
，是古人“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
的产物，其出现具有偶然性且不能量产，与后来红铜、青铜器的生产存在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因而这一阶段应仍属新石器时代的范畴。
而由上述观察可知，东亚大陆应不存在以使用红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所谓“铜石并用”
时代。
齐家文化铜器出现的初始阶段、陶寺文化中晚期是否仅使用红铜，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
即便它们都有一个以使用红铜器为主的阶段，其延续时间也不过200～300年。
在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
延续时间短、各种材质的铜器共存，暗喻着用铜遗存出现的非原生性。
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
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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