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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正是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的时期，为了支撑岌岌可危的经济局势，中华民国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这种货币，于1949年7月停止流通。
民不聊生，莫过如此。
孩子不懂时局，大人却是再了解不过的。
老仆人流着泪说，要“逃难”
到台湾去了。
在很多文艺作品、甚至在三毛自己的《滚滚红尘》中，这段历史短暂又混乱，人心惶惶。
对于这段逃难的往事，三毛说：“就是母亲在中兴轮上吐得很厉害，好似要死了一般的躺着。”
（2）三毛感到害怕，可是不知怎样能帮到母亲，只能等到靠岸的那一刻，这场灾难才会过去。
1948年，三毛全家由大陆搬到台湾。
进入小学后，三毛渐渐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处，却因她是个孩子，这些许的不平常总是容易被人们忽略。
陈田心回忆，三毛从小就会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体罚提出不同意见，这是非常少见的。
毕竟在任何年代，循规蹈矩都是常态，更何况七八岁的孩子？面对“权威”
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会如何选择呢？只能被动接受。
但三毛的自我意识觉醒得早，姐姐形容她：相比其他姐妹兄弟，“想法更澎湃一点”
（3）。
她会直白地表达出不解，会问为什么，会打破常态，会将疑惑与愤懑一次一次、一笔一笔深深地刻在心底，在某年某月某日一齐摊开在这世界面前，叫人们冷不防地看到她的固执。
温馨自由的家庭氛围让幼小的三毛更关注内心是否愉悦。
她会因为自身的不公遭遇而不满，也曾为别人打抱不平，因为脆弱的自尊心和悲悯的同理心不允许她忍耐。
她接触不到外界那么大的宇宙，只能坐井观天地观察自己的灵魂。
三毛不是从谁身上复制、粘贴下来的人，独立的人格意识让她能更客观地审视人间冷暖。
三毛的独立意识，令她永远不因身份、地位、经历的变化而改变骨子里的执拗，当然，也不会因为生活被课业占据大部分时间而忽略对世事的观望。
三毛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
在《紫衣》中，她记述了陪同母亲参加同学会的故事，从子女的角度记录了“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找到”
的母亲的一次“发疯”
经历。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母亲从邮差手中接过一封信，然后望着窗外发呆，三毛把信接了过来，开始关注这件不同寻常的大事。
原来母亲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做家务的家庭妇女，她也是独立的、有着另一个社会角色的女人，也拥有家庭之外的故事。
她听到母亲与父亲商量着要去参加同学会，家里的几个孩子谁来看管；她听见母亲对父亲说这次她一定要参加，然后猛然觉醒，原来母亲读过很多书，还参加过篮球队。
在这种全新的认知中，她感受到母亲并非全然是那个“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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