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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势有一特殊驾驭本领时，我们的意思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招，从容应对。
一旦和在纷乱时势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
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
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
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
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实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谨慎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
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
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
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
了一层的做法。
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
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
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持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
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
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
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
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
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
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
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
而且由于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可以看出，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势时局有独到的把握和应对，这也直接决定着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多数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社会上往往会四处碰壁，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审时度势，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举止符合自己的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口、什么时候该沉默，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该避让。
当然，随着社会阅历的丰富，其中大多数人是能够历练出来的。
但仍会有一部分人依旧头脑不够灵活、目光不够敏锐，缺乏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因而一直在逆境中挣扎。
这种人，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大局观。
大局观究竟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大局观就是我们对于人生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对影响人生状况的各类因素的一个基本评估。
我们知道，若想成功，就要寻找出时而出现的机遇，并选择最有胜算的去把握。
如果机遇还未出现，就积极准备、积蓄力量，形势不明时不妄动，机遇来时便动若脱兔。
显然，这一切都需要对内部条件及外部环境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如果不能做到心中有数，那么生命之舟时刻都有倾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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