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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进兑出都会有风险。
从兑出说，放出的款要高利收回，就要找大主顾。
大主顾做大生意要大本钱，能有大利润也就不在乎借款利率的高低，向这样的主顾放款，自然收回的利也就高。
但借贷者的生意获利越大，所担风险也大，款放给他们，自己也要担风险。
万一对方生意失手，血本无归，自己放出去的款也就可能无法收回，一笔放款也就等于放“倒”
了。
比如在朝廷与太平军交战的兵荒马乱年月米商借款贩运粮食，获利就极大。
获利极大，风险也极大，放款给他们就不能不考虑考虑。
从兑进说，当然最好是有储户存款不要利息。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有些可以不担太大的风险，比如胡雪岩代理官库；有些则会担很大风险，比如太平天国失败之际，接受太平军逃亡兵将隐匿私财的存款，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朝廷自然要追捕“逆贼”
，按惯例也必然要抄没他们的家产。
万一追查“逆产”
到钱庄，钱庄不能够不报不缴，还有可能被以“助逆”
治罪。
如果被捕的太平军兵将遇赦开释，来钱庄要取回自己的存款，按规矩钱庄必须照付，这样一来也就必然要鸡飞蛋打吃“倒账”
了。
兑进兑出都有风险，也就都要事先想好退路。
向在兵荒马乱年月贩运粮食的米商放款，胡雪岩自然也做，但他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先弄清楚，他的米要运到什么地方去。
运到官军占领的地方，可以放款给他，但要是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去，就不能放款给他。
这就是为自己留下退路。
因为放款让对方运米到官军占领的地方，万一放倒，别人可以原谅，自己不至于名利两失，还留有重新来过的余地，而如果放款让对方将米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万一放倒，别人会说你帮“长毛”
，吃“倒账”
活该，那可就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胡雪岩也做了从太平军逃亡兵将那里“兑进”
的生意，做这生意时，他也想好了退路，那就是万一官府追查，自己也有话可以对付：“他来存款时隐匿了身份，头上又没有‘我是太平军’的标志，我哪里知道他是逃亡兵将？”
这样至少可以开脱自己，不至于走上连坐治罪的绝路。
比如胡雪岩在为左宗棠西征筹饷而向洋行借债，具体运作上就没有为自己留好退路。
为筹饷而向洋人借债实际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洋人课以重利，本就息耗太重，而此项借款又不是商款，可以楚弓楚得，牟利补偿。
但左宗棠为自己西征得功，却志在必成。
光绪四年，他要胡雪岩出面邀集商贾，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华、洋两面共借得商款达650万两用于西征粮饷。
照左宗棠的计算，7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1880万两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债足够了。
因协饷解到时间不一，因此要求不定还款期次。
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笔借债实际定半年一个还款期次，6年还清。
到左宗棠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左宗棠在近乎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又借了汇丰银行招股贷款400万两。
借洋债用于军需粮饷，本来是国家的责任，但这两笔计1000多万两的债务风险，却都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
光绪四年左宗棠为借洋债上奏朝廷，一个月以后接到朝廷批复，批复上就说：“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
此次姑念左宗棠筹办军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
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至贻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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