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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多久。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18世纪初还有强劲的“中国风”
吹往西方，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
中国人也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包括排除世袭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的官僚政府，直到18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定时的重要参考。
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吗？
但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到来，瓦解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
以家庭关系经验来应对公共生活现实，以“人情票”
和“人情案”
来处理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公共管理事务，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混乱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情应到此为止。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亲缘方式不适合大企业，但用于小企业常有佳效。
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认人、认情、认面子，足以使有些小团队团结如钢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
“夫妻店”
“兄弟公司”
也创下了经济奇迹。
又比如说，人情不利于明确产权和鼓励竞争，但一旦社会遇到危机，人情又可支撑重要的生存安全网，让有些弱者渡过难关。
时下有些下岗失业者拿不到社会救济，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亲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不定还能买彩电或搓麻将，靠的不正是这一份人情？这种民间的财富自动调节，拿到美国行得通吗？很多美国人连亲人聚餐也得AA制，还能容忍“人情大盗们”
打家劫舍？
很多观察家凭着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或中国即将霸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
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忘了中国是中国。
他们拿不准中国的脉，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想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中国要实行欧式的民主和法治，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资源，实是一件难事；但承受经济危机倒不缺文化传统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三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
的大雄心，一个理论管天下，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
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
，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处置人事，即合理处置“人情”
与“事情”
。
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
，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
—善在真之上。
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大部分，恐怕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
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
，为治学的最高境界。
农耕定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处置人事少不得“内方外圆”
，方方面面都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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