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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自我实现”
来包装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用“物质化时代”
指代“利益化时代”
和“个人利益化时代”
，让用语不那么敏感和刺耳，能与道德、公众、精神、诗与远方之类话题马马虎虎兼容，甚至能戴上平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面具，抢占道德C位。
这就是说，通行的话语风格务必改变。
在很多地方，个人主义由此从一种文化大潮转型为一种文化暗流，有时看上去不过是文化亚健康，不那么要紧。
社会主义革命是穷人抱团闹翻身的故事，从无物质和财务的优势，只能以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为立身之本，事实上也一度迸涌出“部分+”
的“大我”
气象，至今温暖着很多人的记忆，深藏于老照片或老歌曲。
不过，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共同的危机压力缓解，财富和资源逐渐丰裕，大家的个人利益重合度降低，大面积的私欲就必然归来，甚至可能补偿性地加倍袭来—公有制只能压抑出它的虚伪。
德育的政治化（如“文革”
时期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
只讲阶级斗争），或德育的经济化（如20世纪后期中国各地官方电视台的新年贺语，几乎全是“恭喜发财”
，对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宗教人士也是如此热情励志），会使情况更糟。
事实上，自引入市场和私有权，一些地方的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此前某些人政治投机、政治歧视、政治构陷和迫害的改头换面，其价值观的滑坡却是一脉相承。
往远里看，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
说（虽未公开肯定），意在为大众争利，有正义的内核，涉及千万万生灵解救，包括倒逼资本主义改革，其意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
但这可能被误解为争利即一切，一如后来的“分田地”
“富起来”
“GDP翻两番”
等，一旦被看作最高目标，哪怕是最高的群体目标，也就疑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相当于“灵魂搭台肉体唱戏”
），把精神事务降格为争利手段。
这可能轻忽人们富足之后几乎同样多的问题，也给自己的合法性增加风险—毕竟经济发展难免受挫、失速、停滞、遇到极限之时，毕竟人间最大的正义，是帮助人们在任何时候，包括贫困日子里也能活出尊严和幸福。
GDP远不是幸福的全部。
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价值观困境。
尽管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那里共同的前世今生，私有制传统深厚，“拜我教”
深藏于各种彬彬有礼之后，虽经多番危机和改革，社会的风险和动**仍频。
如秦晖在《群己权界》[37]一文中分析的，一般情况下，欧美左、右两派各执一端—前者（美国民主党等）在经济上颇有“群体派”
模样，赞成国家干预和全民福利，同情女性、少数族裔、中下层群体；在文化上则偏向“个人派”
，差不多是性解放、堕胎权、同性恋、反宗教、纵欲主义文化的啦啦队。
相比之下，后者（美国共和党等）在文化上很像“群体派”
，最厌恶青年人的自由放任和举止乖张，一直重视家庭、国家、宗教的传统凝聚功能；在经济上倒是“个人派”
，醉心于私有制，崇尚个人奋斗，最反感工会、高福利、国有企业这些妨碍市场自由的恶政。
一旦气不顺，忍不了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就乱扣政治帽子，把总统画成头戴红五星、身着绿军装的红色领袖。
至于穷人，没人说不该去帮。
只是在左派看来，这属于公共领域，应通过公权力予以制度性安排；而在右派看来，这属于私人领域，只能依靠爱心个体的志愿慈善—不少华尔街富豪确实也愿意慷慨解囊。
秦晖似乎认为，这种左右两派的相互错位、相互卡位，差不多已是一种较好的自然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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