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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众声喧哗，谁也听不清谁。
没有统领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让位于形形色色“我”
的真理。
换句话说，“大叙事”
溃散，其意外代价是大“三观（世界观、价值观、认知观）”
随之缺位或暧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识无法得到一种知识方法、知识伦理的黏结与组织，离可操作性已越来越远。
这一情形离争夺资源的难看吃相，与恶俗的知识利益，倒可能越来越近。
作为知识失能的正常反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在此时的入场便不可避免。
很多人无奈之余，最容易把解决乱局难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强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识、不讲道理、作风粗鲁而强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两个政治枭雄来痛击疑点重重的“全球化”
。
“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引用的章碣诗句），那意味着历史再一次把知识搁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为最有效语言，知识分子目瞪口呆暂时退局旁观。
以上就是“上要接天”
的缘起。
科学史家库恩说过：“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
，包括借助“直觉”
“意会”
“无意识”
，以革命的方式共约新的“知识范式”
，[20]共建一个新的思维共惠平台。
这差不多是说，在不同专业之间，靠嗅也能嗅出一种有关知识的知识，向上升维，分中求合，以结束各自的画地为牢，结束各自专业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
这种哲学高瞻，需要对人类实践实现大规模的修复，需要来自实践前沿的睿智，既贯串于各自的专业自信，也体现于及时的专业自疑，永葆自疑这一求实求新者的必备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维的蓄势待发。
这种哲学高瞻也需要人格与胸怀。
康德是一个兼职数学家，终身蜇居偏僻小城，过着清贫的日子，其墓碑上却刻有这样一句：“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
这一墓志铭体现了一个伟大时代众多求知者的风貌，也蕴积了当年知识之所以成为力量的磅礴心志。
那时候的人们并非说话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灵是多么广阔！
人们握有经验方法与数理方法两大工具，差不多就是握有理科版的“接地”
“接天”
之道，就能把整个天下真正揣在胸中。
2021年1月
最先发表于2021年《文化纵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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