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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这两个词最好列入禁用词汇，列为高危概念，不再进入有关文化讨论。
有一位学者—我在《天涯》当编辑时，还编发过她的文章。
她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太糟糕，对妇女压迫和残害太深，居然让花木兰去打仗，岂不是残忍？这当然有点扯，不像学者说的话。
欧洲女人就不打仗吗？那圣女贞德算怎么回事？女人婚后都随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权？美国国会大厦以前连女厕所都没有，女性的地位在哪里？……不难看出，妇女受压迫，不是哪个民族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道德救星的问题，不过是文化迭代所决定的，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事实证明，只要有了工业化，生产甚至战争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优势自然消失，男人就“霸”
不起来。
工业化蔓延到哪里，不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里的妇女就会有就业权、投票权、财务权、离婚权、避孕权等—虽然这一演变还在路上，还远远没有完结。
在我们周围，不是有些人喜欢取笑上海“小男人”
吗？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台上巩汉林那种形象，说话尖尖细细的，成天扎一个小围裙，在厨房里转来转去。
其实，即便说话者以偏概全，巩汉林也是暖男吧，是模范丈夫吧，至少没有男性霸权吧？其原因无他，不过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方，男女平权的势头，你拦也拦不住，那种“暖男”
就必然多起来。
文化在这里不必“背锅”
，但另一方面，文化也不应缺席。
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所谓现代化大概是人类共同的方向，但欧洲有欧洲的现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现代性，韩国有韩国的现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现代性……所谓“多重现代性”
，这一大潮流还是有诸多内部差异的，有各自传统的脉络。
就拿法治来说，中国媒体经常表彰一些父债子还、兄债弟还的事例。
其实在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里，父债只能父还，兄债只能兄还，法律只认这个。
但中国的法治之外还有德治，老百姓心里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债者的亲属就这样做了，你还得表扬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这在西方法官看来就是作伪证，要追究的。
但有些法官告诉我，考虑到中国的亲情传统，法官们在实际办案时，对亲人之间的某些隐瞒行为，通常会有一些酌情从宽的处理。
这就是拒绝西方式的“法条主义”
，根据实际国情有所变通。
由此想到，中国人眼下走向世界，到异国他乡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绷紧文化这根弦。
科技专利固然重要，资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条文固然也重要，这都没有错。
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传统中的。
因此，同老外们打交道，最忌的是想当然，需要注意各种细节，了解他们那里各种文化密码，包括了解各种“潜台词”
“潜规则”
里的当地文化特性。
在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领域的，应该多一些知识准备，多一些专业敏感，给这个世界帮上一些忙。
*此文为2020年11月28日在海南大学的演讲记录稿，最早发表于2021年《天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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