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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
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尤其符合犹太教的教义。
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
的教内财产共有，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
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
接下来，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陌生。
这种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
接轨，正如“自由”
“民主”
“科学”
“法治”
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毛泽东也暗生疑窦。
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商品”
和“商品关系”
，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
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
流派之二，是以“私产制”
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
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
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直到美国工业化初期还广获认可），也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以“私”
为基，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小“公”
，也没有中国郡县制国家和康有为《大同书》之大“公”
。
可以想象，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催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
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
的传统，“通财货”
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
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
忧则为盗，骄则为暴。
此众人之情也。
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董仲舒在这里强调“众人之情”
，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和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财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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