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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而不是过去所说的GDP总量翻两番。
虽然人均GDP翻两番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GDP总量翻两番，但毋庸讳言，人均GDP的提法更能反映一国国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应该分享到的经济成果，同时又淡化了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做进一步的推敲还可以发现，要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整个“十二五”
期间我国年GDP增长速度达到7%~8%就行了，这就是俗称的“七上八下”
，比过去有较大幅度的减缓。
不用说，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利的。
顺便一提的是，从全球范围看，凡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核心技术支撑的主导产业。
所以，我国要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目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大对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物联网等新兴战略产业的投入力度，力求培养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以便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如果我国能把握好经济发展的度，具体地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度、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度，并且坚持不懈做出成效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就非常高[6]。
第三节 靠制度释放经济活力
变革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靠什么？关键靠制度。
通过制度来释放经济活力，这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唯一的选择路径。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历程看。
最早是1978年我国开始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随之而来的是在城乡实行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
仅此一项，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一跃而起，并且有了加速度。
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提高了劳动分工和效率，所以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也称之为“斯密增长”
，即主要是依靠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增长。
[7]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提出和建立，我国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国外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途径，实现了GDP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这种增长方式称之为“库兹涅兹增长”
，即主要是依靠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增加，经济结构从以农业生产为主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最终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增长。
发展到现在，我国无论是制度变革、要素投入、经济全球化还是人口红利，这些能够给经济增长提供长期驱动力的因素都在减弱；并且与此同时，我国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
这样一个时间点的重叠，实际上意味着我国已经不可能再沿用过去那套经济增长方式模式，否则就必定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2002年到2007年为例，在此期间我国的GDP实际增长67%，可是能源消耗总量却增加了75%，可想而知，这种高能耗增长动力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吗？不可能。
再从人口红利因素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
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05年达到高峰，而老年人口抚养比随之达到历史性低点。
这些都表明，为了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过去通过把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从而导致GDP增长的“土地红利”
，同样无法继续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的国家财富损失、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可跨越的障碍，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遇到的陷阱，都已经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呢？答案只能是制度，用制度来激发经济活力。
因为相比而言，各种物质资源都是有形的，越消耗越少；可是制度资源是无形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并且，通过制度来激发劳动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证明是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很值得重视。
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通过大幅度减税，放松对航空、电信、电力、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取消市场准入禁令，打破以前的行政垄断等措施，轻而易举地就通过制度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奠定了后来的美元全球化扩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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