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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
而恰好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之间）面临着达到峰值后逐渐减少的现实，这对以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会带来挑战。
据联合国预测，我国人口规模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为14.62亿人。
而在此以前，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最高峰，总量为9.98亿人。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成果，我国在1970年到2010年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2010年以后则会呈相反走势。
这就是说，我国从2010年开始出现人口红利拐点，劳动力供需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2]
值得一提的是，从近年来我国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变化。
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减弱。
换句话说就是，我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就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否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会相对延长。
而这正是读者最关心的，因为归根到底，人口红利比较容易获得，而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能实现的。
第二节 就业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目前的就业困难由来已久，并且以后还将继续困难下去，至少短期内无法完全克服。
所不同的，只是困难程度不同而已。
《了望》新闻周刊分析认为，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人口多、就业矛盾突出，劳动力充分就业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适应矛盾突出，劳动力供应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这样一种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从深层次角度来挖掘，原因包括以下10个方面[3]：
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
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平均增加17个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平均增加85个就业岗位。
遗憾的是，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重远远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就业的社会环境不宽松
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失业率上升阶段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两个：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并为此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遗憾的是，我国为失业人员积极创造就业岗位的社会环境还很不够，在税收、工商、劳动、信贷、保险、城市管理、收费等方面的门槛高、收费项目多、服务不到位，严重制约了就业面的拓宽。
中小企业发展艰难
就业的主渠道是中小企业。
所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否顺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率的高低。
遗憾的是，我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抓大放小”
政策导向，这使得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十分困难，很多条款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到位。
这也大大限制了就业率。
促进就业资金投入不足
目前我国对城镇失业人员的资金投入，重点放在低保和失业保障方面，对促进就业资金的投入明显不足。
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能解决暂时困难，却无法解决长远问题，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
不用说，这种治标不治本会直接影响我国扩大就业措施的落实。
人才结构培养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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