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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时也表明，我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更近了，收入分配悬殊已经严重危及社会和谐，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发表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连续登出王有捐、施发启两位统计官员提出的商讨。
实际上，在这种探讨背后重要的不是有关统计数据真实性问题，而是“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应对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何推进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
。
[9]当然，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掌握准确的统计数据，否则一切分析都无从谈起。
那么，王小鲁又是根据什么来评估2008年我国灰色收入的规模为5.4万亿元人民币呢？看看这个立论是否成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读者如果能认真看看王小鲁他们采用的调查方法就知道，这样得到的调查结果可信度更高。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国灰色收入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滞后、政府改革不到位。
正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分析的那样，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每个人的先天秉赋和后天努力不同，按照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来说，当然会有差距，这是正常的。
二是政府改革不彻底，导致出现了“制度漏出效应”
产生了诸如“灰色收入”
等。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
。
灰色收入常常是正常劳动收入的多少倍，有没有灰色收入当然就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了。
三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改革不平衡造成的差距。
从中容易看出，在这三大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正常、合理的，第二、第三个原因是不正常的，也是迫切需要纠正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好像目前并没找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至少是纠正不彻底。
第四节 腐败或致社会倒退或灭亡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表明它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只是因为无法很快跨越整个过程而变得步履重重，不得不在陷阱中挣扎徘徊。
原因之一在于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行为比较突出，影响了社会进步、发展，甚至导致倒退或灭亡。
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腐败是古代专制王朝难以根除的一大顽疾，有低谷也有**，具有一种周期率。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总是比较清明的，君臣相对廉洁，腐败问题不会很严重。
可是往往经过几代人之后（一般只要两三代），官场就会变得昏暗起来、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
有朝一日到了官场上墨黑墨黑、民冤沸腾时，也就表明这个王朝的末日将来临了[10]。
以我国清朝为例。
我国清朝虽然属于封建社会，可是如果放在现在也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还是具有借鉴作用的。
在顺治皇帝入关时，王公大臣们还多少保留一些关外游牧民的那种朴实作风，政治清明。
尤其是在顺治10年（1653年），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在大范围内对官员进行考核，一共对969名官员进行革职降级，并且从此建立了朝廷官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
到了康熙年间，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而且朝廷的那种廉洁作风依旧。
举个例子来说，当时的朝廷人员只有明朝的5%~10%，经费开支也只有明朝的12.5%。
而到了接下来的雍正年间，腐败问题就开始抬头了，只是因为雍正皇帝始终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所以腐败问题还没有变得不可收拾。
接下来是乾隆时期，腐败现象开始走出谷底、强劲上扬。
顺治帝当年建立的朝廷官员三年一考核制度已经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维的走过场。
不仅如此，乾隆40年（1775年）后居然还出现了公开的索贿行贿，官场和市场相差不大，一切政务都变异成了商品。
可想而知，在进入嘉庆、道光时期后，越来越膨胀的官吏腐败又会怎么样了？一句“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
就可以概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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