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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问，怎样解决这些腐败问题呢？能不能通过有人说的那种高薪养廉来解决呢？不可能。
高薪养廉只是一种传说，一个童话故事。
因为人从本质上说都是自私的，最可靠的是监督而不是自觉。
说到高薪养廉，大家引用最多的是香港的例子。
可事实上，香港实行的根本不是“高薪养廉”
，而是对于腐败的“零度容忍”
[4]。
在香港老百姓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廉政公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
这正是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宣传词：“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
。
这里的“你”
，就是在香港的每一个人。
只有每个人都来监督政府廉洁自律，再加上廉政公署的“不惧不偏、大公无私”
，才能共同构成香港的竞争优势，即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和商业环境。
打铁先要自身硬。
香港廉政公署的高素质、高效能并不是高薪“养”
出来的，他们的薪水只比同级公务员高10%左右。
2011年香港经济自由度连续17年排名全球第一，评选机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首要原因就是香港具有一个廉洁的政府。
第二节 腐败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
腐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腐败高发必然会导致经济停顿或倒退，有时候也是会促进经济发展的。
这样说并不是指腐败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功”
，而只是指出两者关系的复杂性。
显而易见的是，腐败多发会导致这个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步履重重，甚至导致社会倒退和改朝换代。
虽然高收入国家也有腐败行为，并且可能还很严重；但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方式不一样，具体地说是所有制纯度不同。
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可能与公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有关。
换句话说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行为与公有制有关。
相反，在一个纯粹的私有制或纯粹的公有制国家里，腐败行为有可能会减少到最低程度。
前者如美国，后者如朝鲜。
据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谢作诗教授研究，在一个腐败盛行的国家，经济发展并不完全是乏善可陈，要作客观分析[5]。
以我国为例，腐败的本质就是寻租，就是把公共资产转为私有。
当然，这种转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有一点肯定，那就是如果没有了公共资产，也就谈不上腐败（私有资产之间的转移不叫腐败，叫交易）。
所以，在一个非常纯粹的公有制或私有制中，就不会出现腐败土壤。
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非常纯粹的公有制或私有制都非常罕见，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所以导致腐败现象在全球各国都非常普遍。
但每个国家的腐败性质和后果各有不同，这就涉及到对经济的促进和促退作用了。
在一个产权公有的社会里，腐败意味着公有制的瓦解、私有产权的界定和市场的形成。
最典型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流行“走后门”
，这就是一种腐败，其结果是加速我国市场化趋势。
可是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后，这时候的腐败就意味着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的破坏，这种腐败对经济发展就会有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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