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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吕留良从坟墓中拉出来，锉尸枭示，这有何难？真正困难是肃清他的思想在士人中的影响。
如果读书人不能与吕留良的思想划清界限，将来难免会出现第二个曾静，第三个曾静……，清朝的统治还是不能长治久安。
基于这样的想法，雍正命将廷臣拟议的判决发交全国各级学校，让所有在学生监出具甘结，签字保证自己拥护朝廷对吕留良的处置。
如不同意的话，雍正特别谕示：“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
“独抒己见”
这不过是雍正所设的一个诱人的陷井，是引蛇出洞的圈套。
封建专制下，皇权高度集中，谁敢“独抒己见”
。
所以各地生监纷纷具结，表示吕留良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之罪，实为至当。”
各省督抚学政也乐得省事，奏称“所属生监，各具结状，并无一人有异词者。”
但并非每一个读书人都是怕死贪生的软骨头，都任雍正“强奸民意”
。
尽管有各地督抚学政的严密封锁压制，仍有人对清廷在处置曾静、吕留良宽严之别上，明确表示其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不谬不然”
者。
湖北的唐孙镐和浙江的齐周华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只不过唐孙镐天真地认为严惩吕留良并非雍正皇帝的初衷，说雍正降旨之初，疑信参半，假如群臣举留良之正书力争，皇上之心必油然而动，无奈中外臣工“恐于批鳞之咎，甘作违心之谈，此日‘锉骨’，彼日‘扬灰’，此日‘焚书’，彼日‘灭族’，举朝同声附和，而宸衷益其增怒矣。”
而齐周华则直陈异辞为吕留良鸣不平，“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鉴于实际情况的变化，雍正九年皇上传谕内阁：“毁书之议，概未允行。”
原因是无论怎样毁书，未必能彻底做到“绝无留遗天下后世”
。
何不用之做凭据，“以辩其道学之真伪乎”
。
故除未刊刻之《备忘求》、《日记》，抄藏五稿、信札等外，皆勿焚毁。
同时命令大学士朱轼，将吕书《四书讲义》、《语录》等逐条摘驳，纂辑成书，刊刻颁发学官。
这样又过了一年，即雍正十年十二月，雍正正式宣布对此案的处理决定，命将已故之吕留良、已故其子进士吕葆中、其已故学生严鸿逵俱戮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严鸿逵之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吕、严两家之孙辈，人数众多，从宽发配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
吕留良之诗文不必销毁，其财产领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
“案内”
甘心附逆，私藏禁书之黄补庵已死，其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刊刻逆书”
之车鼎丰、车鼎贲、“往来契厚”
之孙克用、“阴相援结”
之周敬舆等，俱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之门徒房明畴，金子尚等著偕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等十一人各杖责一百；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张圣范、朱羽只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启蒙，又无交好，宽议释放。
雍正在此案的处理上，宽“现行犯”
而严“思想犯”
可谓谋之深远，亦属旷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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