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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讲学，门人弟子众多，影响也很大。
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
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刊刻，成书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及评选的明文和清人时文等。
吕留良和一般的明朝遗民不同，一般遗民的“抗清”
只是吟诗，作文暗寓讥讽，发些牢骚而已，而吕留良却是一个思想家，他提出的一些理论，同清统治者是格格不入的。
他主张皇帝和臣子的关系，不能同父子关系一样，而应当以义为重，反对尊君卑臣的风气。
他还主张把驱逐异族统治者，恢复汉人的天下，看作是比君臣之义更重要的道德原则。
这些思想显然是反对满洲贵州统治的，所以雍正皇帝说道：吕留良写的文章和日记，全是叛逆的词句，凡是做臣子的，都会不忍看，不忍读，不忍写出来的。
这说明清政府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是深恶痛绝的。
据张熙供称，曾静遣其投书策反岳钟琪谋清的直接动因就是肇启于吕留良的反清著述。
吕留良有《时文评选》留世。
所谓时文评选，就是选出有代表性的古今八股文进行分析评论，帮助士子掌握八股文要义。
曾静多次应试科场，所以对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不能不加以留心。
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二年，吕留良评选的时文多达二十余种，想图科举进身的读书人无不奉为经典，于是不胫而走，“风行海内，远而且久”
。
事实上，吕留良已不仅仅是一个批选八股文的专家，而且俨然成为一方社盟的宗主，一言一行，都为人们所信服、景从。
对于多次落第而又心所不甘的曾静，吕留良其人其文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曾静千方百计地弄到了吕留良的全部遗书后，对这些著作，“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
反清思想逐渐激烈。
他经常和吕留良的门生严鸿逵等人来往，并把反清的思想变成了投书策反的实际行动。
雍正理清了曾静等人的思想来源于吕留良之后。
雍正决意把现行犯和思想犯一并办罪整治。
而且他更看重后者！
他深知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行动更为危险。
雍正的“上谕”
指出，以前浙江发生过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海宁、平湖也有“**”
，那都是吕留良思想的“遗害”
，如今曾静、严鸿逵等人，相距千里，居然能够相互呼应，共谋反清，可见问题严重，非加严办不可。
十月，雍正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又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作为钦差急赴湖南，协同巡抚王国栋，将曾静、刘之珩（原永兴县教谕，曾静好友）、陈立安（刘之珩的学生）、陈达（陈立安之子）、张新华（张熙之父）、张照（张熙之兄）、张勘（曾静的学生、张熙的堂叔）、谯中翼（华容县七十二岁教书先生，与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谯大谷（焦中翼之子）、曹珏、廖易（都是曾静的学生）等，全部拿获。
另外又在陕西宝鸡县拿获毛仪（贡生，张熙赴陕路经他家）。
同时命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已故吕留良家，将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等拿获。
命江南总督范时绎将车鼎丰、车鼎贲（因沈在宽在其家教书，张熙去江南时曾在他家住过，并接受银一两）、孙用克（字学颜，张熙听说他学问好，并未见过面）等拿获。
接着，分别在湖广、浙江、江南等地反复刑讯，最后确认曾静等并不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严密的谋反集团，根本没有六省“在我一呼可定”
的安排和可能。
雍正心里石头落地，平静下来，命将案内各犯解送北京，交刑部进一步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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