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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一种“鲜活减半的气氛”
。
当埃里克·塞瓦雷德完成掩护铁砧行动的任务返回英国首都时，他发现整个伦敦被极度疲惫和倦怠所席卷。
“在不论男女皆是英雄的地方，英雄主义令人厌倦，”
他写道，“在本地民族聚集的地方，挥之不去的美国人令人厌倦……战争本身令人厌倦。”
塞瓦雷德在某次广播报道中说，伦敦“好比一个曾经干净整洁的酒店，在容纳了无休无止来来往往的商人之后，变得污秽、破败……对危险的异常亢奋消失殆尽”
。
此次涌入巴黎的盟军先锋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首领大卫·布鲁斯以及他的新旅伴欧内斯特·海明威。
他们在巴黎解放之日就匆匆赶来丽兹酒店的酒吧，为自己和一群随行的法国狂热者点了50瓶马天尼酒。
盟军占领了巴黎的数百家酒店为己所用，因此不出几天，一轮狂热的派对活动开始了。
大多数巴黎人——总体来说，法国人——可获得的食物所剩无几，而食物、烈酒和葡萄酒黑市则日益兴旺。
几天前还接待过德国国防军和盖世太保的巴黎最好的一些餐厅，现在却迎接着大量聚集到此的盟国官员和新闻记者。
然而，从伦敦到此的一些人在纵情享受巴黎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丝愧疚。
之后成为历史学家的约翰·惠勒-本内特便是这样，他漫步在巴黎，欣赏酒店和商店橱窗上的厚玻璃板反射着“愧疚的光芒”
，感叹杜伊勒里公园里砾石小径上的砾石“完美无缺地排放着”
。
惠勒-本内特认为，虽然死气沉沉、满目疮痍的伦敦丧失了整洁、优雅的外表，但仍保持着一种“毫不动摇、豪情壮志的自豪感”
。
而相比之下，巴黎重获了“自我主义的神气和傲慢”
，但“当时或之后都未能重新找回灵魂”
。
爱德华·默罗在短期逗留巴黎后，也说到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同样反差。
在一次广播报道中，他略带鄙夷之情地说，法国首都及其居民似乎丝毫未受战争影响。
他说，“各个流行酒吧周围都是红光满面的熟悉面孔，仍是一副空洞茫然的神色”
，“过去四年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
在巴黎停留了48小时后，默罗觉得无法忍受这里，便匆匆返回了伦敦。
与他同行的帕梅拉·丘吉尔留则在巴黎，和其他美国新闻记者朋友们，包括查尔斯·科林伍德和比尔·沃尔顿，在丽兹酒店纵情享乐。
“也许当时她眼中的世界变得开阔了，”
沃尔顿说，“巴黎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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