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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批批涌人租界，住进了难民收容所。
难民收容所里的生计十分艰难，睡地铺，喝稀汤，贫困与疾病逼迫着他们，失去家园的屈辱与痛楚时刻啃着他们破碎的心。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很快注意到难民收容所的特殊情况，立即派了许多同志深人难民之中，与难民同吃同住，在难民中播洒抗日救国的火种。
从识字班到读书会，唱歌、演戏、做报告，越来越多的难民被唤醒了，将悲伤与愁苦化作了勇气与力量，纷纷要求到新四军去，到抗日第一线去！
那是在1938年的夏天，一艘巨大的江海轮船停泊在浊浪滚滚的黄浦江边，正等待着启航。
在这艘轮船的底舱里，席地而坐着七百多名难民，他们打着“江西垦荒队”
的旗帜，他们真正的目的地却是安徽云岭。
这便是地下党组织的一次集体参军活动。
在这七百多名难民中，有二三十个花季少女，她们都是上海工厂的青年女工，她们也要去云岭参加新四军，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地下党便叫她们化装成难民模样，与难民们一起搭船离开上海。
沈爱萍便是这批青年女工中的一个，说起六十多年前化妆难民离开上海参加新四军的这段经历，沈阿姨的眼睛便有了神采，她的家是在宛平路的一幢灰色的多层公寓中，客厅很宽敞，家俱却简单且陈旧。
沈爱萍少小父母双亡，15岁便到海宁洋行（益民食品厂前身）做童工。
工厂在虹口，每天上工要经过外白渡桥。
工头规定，过桥必须要向巡逻的日本鬼子鞠躬行礼。
倔强的小爱萍就是不肯向鬼子低头，常被工头揪住脑袋往下按。
小爱萍咽不下这口气，愤然离开工厂，到一家私人的寿衣铺子当刺绣的学徒。
后来，地下党领导工人罢工胜利，废除了向日本鬼子鞠躬这一条规定，沈爱萍又回到了工厂，在杯子车间做冰激凌筒杯。
当时与她一起做杯子的有位地下党员陆迅行陆大姐，介绍她参加了工会，帮助地下党传送抗日救国的宣传品。
沈阿姨说，那时她人小，穿双大雨靴，就把宣传品塞在雨靴里带进工厂，分发给姐妹们。
有一次，她们在加班时轻轻地唱起抗日救亡的歌曲，却被工头听到了。
第二天，老板点名开除了陆迅行、沈爱萍等三个工人，说她们有赤色倾向。
地下党组织安排陆迅行马上离开上海，沈爱萍去送行，得知陆迅行是去参加新四军，心里面羡慕得不得了，哪里还有心思做工？党组织了解了她的心愿，便让她跟随难民船一起登程了。
与沈爱萍同船出发的女工还有陆若勉。
陆若勉的父亲是鞋匠，家境贫困。
陆若勉12岁便到华润烟草公司做童工，手太小，包装美丽牌香烟，二十枝烟都捏不拢。
因为是临时工，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去厂门口排队抢位子，抢不到位子，这一天就没有工做，就赚不到一个铜板。
在地下党组织的关怀下，陆若勉进了良才补习学校，学习文化，更学到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16岁那年，她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妇女救国会，送情报、举办读书会；三八妇女节，上街示威游行，三三两两先装着不认识来到四川路桥下，领队的喊了一句口号，呼拉拉排成了一列长队。
愈是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陆若勉愈是向往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第一线。
用陆若勉的话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嘛！”
她最喜欢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当她听说地下党正组织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一起投奔新四军时，她没有丝毫犹豫便进了难民收容所，终于与难民们一起踏上了远航的轮船。
这一路行程并不风平浪静，船出吴淞口，便有日本宪兵上船检查，说是有新四军的伤员躲在船上。
日本宪兵搜查到底舱时，沈爱萍、陆若勉和难民们都一口咬定是要到江西垦荒去的，日本宪兵找不出破绽，只好放行。
两天后，船到温州，就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上来，天花乱坠地动员难民们参加他们的部队，说他们的部队武器精良，军晌丰厚，去了便可加封军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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