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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个！
多么吉利的数字。
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对我的命运的一种昭示，一种生命密码的解读，一种诱导我、指引我的宇宙气息。
带红双圈的作文在报栏里张贴了许久。
一天，县文化馆的同志到学校办事，偶尔走过报栏，看见这篇作文，就揭下来带走了，不久刊登在县办刊物上。
县办刊物送到扬州地区交流，被地区刊物选中，第二次发表。
几经周转，次年居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慧眼相中，发表在当年国内唯一的正式文学刊物上。
其时我已经高中毕业下乡插队。
父亲鼓励我说：既有一，何不能有二？我想想也是，就接着往下折腾。
不知思议的事情是，我的第二篇、第三篇作品居然也是每投必中。
父亲说我命中注定要吃写作这碗饭。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两年曾经发疯一样地喜欢写儿童文学。
其动力来自当年江苏《少年文艺》的主编顾宪谟老师。
我记得给他投去的第一篇小说名为《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了，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
我于是又寄去第二篇，他马上又采用。
这样，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那几年里，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
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
年轻的我受不了这番盛情，写作热情就加倍高涨。
他一封信一封信地写来，我的稿子就一篇跟着一篇地寄去。
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考试和上课，也忘记了寒假和暑假。
有时候同一期刊物会发表我的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化名。
成名之后，很多次记者采访时都会问到一个问题：你当年是怎么想到要写儿童文学的呢？时间太久远了，我答不出来，心里也揣着这个疑问：是啊，我步入文坛时写的是成人文学，怎么会突然想起写《星空下》那篇儿童小说的呢？不久前见到顾老师对记者的一个访谈，才终于明白，《星空下》不是我的主动投稿，是顾老师见到我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觉得我有一种写作儿童文学的资质，向尚在北大读书的我投书约稿，这才有了之后多年我们愉快的合作，也使我至今没有离开儿童文学，并且还有着继续为孩子们写下去的愿望。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偶然，无数个偶然的片断组成了生命之链。
不是“文革”
停课两年，年幼的我会一直跌跌爬爬地跟班学习，永无开窍之日；不是数学课老师的一次课堂提问，我的数学天分不会开发出来，为日后考上名校打好基础；不是语文老师给我的九十八个红双圈，我不会成为作家；不是《少年文艺》顾老师的一封约稿信，我会跟我的无数个少年读者失之交臂；不是……
人的一生，可以一件一件拿出来把玩细说的事情实在太多。
偶然的是机会，必然的是自己对命运的准备。
偶然和必然的结合，那就是随时做好准备，在机会来临的刹那纵身一跃，把自己交付出去。
那样的滑润和完美，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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