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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
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
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
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史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订委缺章程，使出类之才到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
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亦采用此法。
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直到1871年才得任实缺知县，大概这就是区分酌委与轮委的结果。
这就使中才以下只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曾国藩办团练之初，自身难保，欲谋一个实缺几近七年之久，更不论对属下人员的保举了。
1854年至1857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
他在籍丁忧时期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
1858年再出领军后，奏保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
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准。
随着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
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
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1861年至19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
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
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
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
恽世临半年两迁两至，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
吏部颁布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
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
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的意思。
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这就是后来蒋介石赞叹不已的“达己达人”
之道。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
，欲望得不到满足，动力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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