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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临淄这样繁华的商业都市，在战国时期不下几十座。
像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宋国的陶邑、卫国的濮阳等也都达到了相当繁华的程度。
对于这样繁荣的城市商业，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各国政府对城市商业征收3种税，一是“廛”
，即屋基税；二是“市”
，即营业税；三是“关”
，即通关税。
城市商业税的征收为诸侯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城市成了诸侯们争夺的目标之一，也成为国内权势者争夺封地的目标。
最典型的要数定陶大战了。
定陶原属宋国，是当时中原地区最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
齐国灭宋前，齐、秦、赵三国都想得到定陶。
齐国的孟尝君田文、秦国的穰侯魏冉、赵国的奉阳君李兑都想得到定陶为自己的封邑。
围绕定陶，三国展开了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斗争。
齐国灭宋后，发生了五国攻齐事件，秦国首先攻取定陶，魏冉把定陶作为自己的封地。
后来魏冉在秦失势被逐，定陶成为秦的郡。
再后来，秦国围困邯郸，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和楚春申君黄歇救赵解围，魏安釐王乘机攻取定陶。
其实，当时的许多战争都为是了争夺商业和手工业城市而发动的。
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城市发展的现实。
（二）商业发达
商业活动存在的前提是互通有无。
中国古代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限制作用，不过，由于地区间物产差别的存在，也由于享受农业之外产品人口的大量存在，商业的发展就有了可能。
史书记载，说战国时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人的风俗是积累产业，从事工商业，追求15的利润。
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说过，做珠宝生意利润可达百倍。
随着水陆交通的进步，各地间的商贸来往越来越频繁。
这些都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可能。
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只能通过若干大商人的故事来了解当时商业发展的状况。
战国时代，出现了一些商业巨富，他们致富大概有两条途径。
一个是囤积居奇，在流通中买贱卖贵，发财致富，如陶朱公、吕不韦之流；另一个是经营手工业生产，如猗顿、郭纵之流，秦国还有从事开发丹穴致富的巴寡妇清、从事畜牧业致富的乌氏倮。
他们致富成功后，秦国“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为巴寡妇清修建女怀清台，以示奖励。
这两种方式也可兼营。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政治人物可以转变成巨富，大商人也可摇身一变成为政治人物。
陶朱公范蠡，楚国人，曾任越王勾践的谋臣，为勾践出谋划策，灭亡了吴国，建成霸业。
后来，他离开越国，来到齐国；再后来，又从齐国来到天下要冲的陶邑，从事商业活动，号称陶朱公。
他借用同为勾践谋臣的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
[12]，19年里多次获致千金。
后来，他的子孙又继续经营，家产“钜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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