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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坊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不仅出土了体积较大的熔铜炉，陶范也有好几千件，许多尚能拼对成套。
商代青铜器的铸造主要有制范和浇铸两道工序。
制范一般选用陶范，陶土耐火度高、透气、易得，所以被广泛使用。
首先要用泥土制作铸件的完整模型，经过烘烧后，再将湿软的黏土敷到泥模上翻出外范。
然后在泥模上刮除一层形成范芯或另作范芯。
最后把外范和范芯合到一起，范芯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就是青铜器器壁的厚度。
花纹有时雕刻在泥模上，有时刻在外范的内面。
浇铸是将熔化的合金铜液浇入范中成形。
由于铜液冷却速度快，所以浇铸必须要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
铜液冷硬之后，外范便可取下，内范可敲碎取出，铜器表面再稍经磨光修整便可完工。
小型的器物可以一次浇铸完成，比较复杂的器形要分别浇铸，然后再将各部分铸接起来。
像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器物，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耳是在其上单独铸造的。
整个鼎大概需要几十块大小不同的陶范，还需要几十个熔铜炉同时进行熔化，几百名工人同时工作，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是无法完成的。
这说明当时青铜工业的规模、分工组织、冶炼技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图3.8戊箙卣。
商代晚期。
上海博物馆藏
从商代青铜文明的繁盛程度看，光是殷墟就出土了如此之多的青铜器，可奇怪的是今天在安阳周围并没有发现高品位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
那么制作青铜器所需的矿产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学者认为，大概那些矿的藏量有限，在古代便已经开采殆尽。
还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
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
也有猜测说商代频繁的战争乃至迁都，可能也与争夺与寻找矿产资源有关。
总之，青铜器在一定意义上，是统治者手中的必要工具；而青铜的稀缺性和制作青铜器需要高超工艺与大量人力的特点，也使得青铜器成为权力的象征。
青铜文明繁盛的同时，精美的玉器同样反映了商代的文明成就。
我国的玉器雕琢工艺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今天已经延续了好几千年。
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地的商代墓葬不断出土了大量的玉石。
商代出土的玉器之多，是前所未见的，这证明了商代的玉器同样丰富多彩，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在史前社会，通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当时神权政治的主要方式，那么玉器就是这种方式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以玉器为代表的巫术活动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前奏，随着礼制时代的逐渐开始，玉器就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如商代祭祀中用玉器的次数就非常之多。
由于玉器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玉器的使用权一直被统治集团所垄断，所以能与它亲密接触的绝不是普通大众，而只能是王公贵族。
在安阳殷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先后出土有资料可查的玉器就达到2600多件，如果算上其他流传于世和来路未知的玉器，远不止这个数。
在殷墟，出土玉器最多的是妇好墓。
1976年，妇好墓共出土玉器达755件，这还不算一些小件的残玉，可以称得上是商代晚期玉器的典型代表。
20世纪30年代在殷墟发掘的王陵，由于被盗严重，人们发掘的玉器很少，参照保存比较完好的妇好墓，估计那些墓里随葬的玉器也应该是非常多的。
殷墟的玉器，色泽绚丽多彩，表面光洁度高。
玉色以深浅不同的绿色最多，计有墨绿、淡绿、茶绿、黄绿等色。
其次有黄褐、棕褐、灰色、白色、黄色、黑色、蓝色、银色和橘红等色。
这些玉色中多含有与主色相异的玉斑，纯色较少。
殷墟玉器的质料，根据学者对妇好墓出土部分玉器的鉴定，大部分为软玉，软玉中以青玉居多，白玉较少，青白玉、黄玉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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