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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采用了极其残酷、极其阴险的手段，主要是他们采用了他最反对的暗杀手段，另外就是这些革命党人特别自负。
但是当他进一步了解了他们以后，知道他们常常无辜地受到政府的迫害，他们所以这么做，也是被逼出来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刑事犯，不管他们受到多么大的痛苦，但是在判刑前后，当局总还要做出一种姿态，好像他们还是依照法律办事的。
但是在对待政治犯的问题上，当局连这种姿态也不要了，聂赫留道夫看到舒斯托娃的案子，看到许许多多他新认识的政治犯的案子，都是如此。
当局对待这些政治犯，就像用网捕鱼一样，把一网鱼拉上岸，把需要的大鱼挑出来，小鱼就丢在岸上不管了，让它们在岸上干死。
当局抓了成百上千的人，显然这些人不仅没有罪，而且也不可能对政府构成危害；但他们被关在监牢里，一关就是好几个年头，他们在监牢里，有的染上肺病，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
当局所以不放他们，是因为没有释放他们的理由；还有就是他们被关在监牢里，就等于被掌握、被控制在当局的手心里，如果当局在侦查中需要弄清什么问题时，可以随时提审他们。
这些人在政府看来也是无罪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掌握在宪兵队长、警官、特务、检察官、法官、省长、大臣的手里，在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时，就看这些个主管司法的人是不是专横，是不是有闲工夫，是不是有好心情，是不是高兴。
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官吏有时闲得无聊，或有时想邀功请赏，就随意地抓人，他们把抓来的人是长期关在监牢，还是释放，这就要看他们或他们的上司们的心情好坏了。
最高领导层也要看他们自己需要不需要立功，或者看他们和大臣们的关系如何，来决定把人是流放到海角天涯，还是关进单人牢房；是判处流放、判处苦役，还是判处死刑，还是释放；当然，如果有一位太太来求情，那肯定就会得到释放。
既然有人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对付当局，当局自然也就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这些人了。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舆论不仅不把他们的行为看做是一种罪行，而且还把他们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功绩；革命者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舆论（来自他们的组织）不仅不把他们冒着丧失自由、丧失生命的危险所进行的残酷行动看做是一种愚蠢的行动，而且还把他们的行动看做是一种英勇的行动。
这样，聂赫留道夫就弄清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不仅不会给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造成痛苦，而且也不愿看见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受苦，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却心安理得地去杀人。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杀人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是达到普遍幸福这一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故而杀人被认为是合理的，是公正的。
革命者非常看重自己的事业，因而也很看重自己，这种情况是政府造成的，因为政府把他们看成不寻常的人，就残酷地迫害他们。
他们只有看重自己，才能承受得住他们所承受的一切。
聂赫留道夫通过和他们的接近进一步了解了他们以后，他认为，他们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全是坏蛋，也不是像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全是英雄，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当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任何一个组织都是如此。
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认为同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选择这条道路完全出于利己的动机，认为背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挺光荣的。
多数人参加革命是希望冒一冒生命的危险，从中品味乐趣，一般精力旺盛的年轻人都有这个想法，这样的人聂赫留道夫在战争中遇见过不少。
革命者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他们的道德品质的要求比对常人的道德品质的要求要高。
这是他们的工作利益所决定的。
他们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做到节制欲望，准备吃苦，要诚实，要大公无私，为了共同的事业，能够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们的道德品质远远超过常人，他们在道德品质方面足可以为人师表。
但是也有些所谓革命者，他们的道德品质比常人低得多，他们不诚实，好说假话，喜欢装腔作势，同时又自以为是，骄傲自大。
因此在新交的朋友中，聂赫留道夫对一些人不仅尊敬，而且很喜欢；对另一些人却依然保持着冷淡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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