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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途径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以至于不久后便在知识分子和文人中产生了分歧。
[65]其中有两种最重要的方向，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方向，[66]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1889—1927）[67]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两者最后都离开了文学，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政治革命，自由主义者专注于自己民族的过去，以“整理国故”
。
五四运动后，在多形成于杂志或出版社周围的百余家文社中，主要有三家体现出不同的文学趋向，即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一个主要由北京大学的教授组成的团体，该团体还主办杂志《现代评论》。
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作家们纷纷转向中国共产党。
1930年起，中国共产党将这些作家组织在左翼作家联盟中。
这些作家共同的目标是革除旧中国，创造新中国。
1920年12月4日（后来正式成立时间被定为1921年1月），包括周作人、沈雁冰（后来的茅盾）、郑振铎、耿济之、叶绍钧（1894—1988，又名叶圣陶）、许地山（1893—1941）和王统照（1897—1957）等在内的12人成立文学研究会，旨在发展新文学，整理旧文学，介绍西方文学。
[68]
创立此研究会的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决定让茅盾主编此前几乎只登载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小说月报》。
革新后的第一期于1921年刊行。
[69]这本文学杂志名字虽作“小说月报”
，却不只刊登小说，也刊登诗、译作和散文，并以短篇小说为主，这是新作家偏爱的表达方式。
在最初的几年中，定期撰稿的作家只有12名左右。
及至1928年，所有知名作家都为这本杂志写作，比如老舍、施蛰存、沈从文、巴金和丁玲，其中许多人因为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才得以成名。
文学研究会更多的是行业联合会，而不是有共同主张的组织，因此也没有形成某种组织结构的倾向。
成员只是有以下共同的目标：第一，推动世界文学的研究和传播；第二，整理和重新评价中国的旧文学；第三，创造新文学。
同时，学会要加强作家间的团结意识，谋求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
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若先不考虑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某些开端，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学第一次成了职业，职业作家的概念产生了。
这个团体中最突出的理论家是茅盾。
与他同样，文学研究会的多数成员认为，文学要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和讨论有关生活的普遍问题。
在茅盾看来，反映生活的文学由人种、环境、时代和作家的人格这四个因素决定。
他认为，文学应当只忠实于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不应该包括主观的和想象的成分。
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针对他称之为“名士”
的作家。
关于名士，他说：
名士派毫不注意文学于社会的价值，他们的作品重个人而不重社会……新文学的作品，大都是社会的，即使有抒写个人情感的作品，那一定是全人类共有的真情感的一部分，一定能和人共鸣的，决不像名士派之一味无病呻吟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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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也要求文学要写实，但没有像茅盾这样绝对，他们给主观性和创作自由更大的空间。
后来成为知名文学史家的郑振铎曾这样表述文学的任务：
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
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
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
[71]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炸毁，办得有声有色的《小说月报》以及只是松散组织的文学研究会遂告终。
与文学研究会不同，1921年夏由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建的创造社是由不能容忍异己的、坚定地相信自己事业的作家组成的团体，在1929年被当局强制解散后，其战斗精神仍旧活跃。
创造社最知名的成员包括郭沫若、郁达夫和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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