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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以中国的范式来衡量西方的作品，比如，他将狄更斯的技巧与司马迁、韩愈的技巧相比。
林纾尤其擅长把握当时的品位，把相应的译作发表在新创办的文学杂志上，这些译作包括写情和批评类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包括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
林纾虽然完全处在传统中国教育的影响下，但其译作首次把西方文学介绍给了将承担中国走向现代之重任的后辈。
他译介的作家包括塞万提斯、笛福、狄更斯、司各特、欧文、哈葛德和荷马等。
其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著）尤为世人所称道。
西方诗人拜伦成为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这要归功于苏曼殊。
苏曼殊也有自己的作品问世，其自传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年）广为世人所知。
[41]他译的拜伦的部分作品，特别是《哀希腊》，于1909年刊行，使拜伦成为当时中国最受推崇的诗人之一。
同时，苏曼殊有时着僧衣，以“曼殊法师”
的身份留影，其作品在1927年也悉已刊行，所以，他自己也为同辈所称扬。
一如对拜伦的崇拜，之后数年，在对欧洲作家的推崇中，作家的生平与人格的地位将重于其文学作品。
五四运动时，这种由苏曼殊创立的将作者人格风格化的传统，由徐志摩、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所继承。
这些作家将自己等同于某位西方作家，以实现自我的扩张，比如，郁达夫自比同时代英国流行作家道生（ErDowson），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自比雪莱和歌德（其译的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时导致北京大学生中自杀者纷起），蒋光慈自比拜伦，徐志摩自比哈代和泰戈尔（1861—1941），剧作家田汉视自己为新的易卜生，王独清（1898—1940）视自己为第二个雨果。
要想在当时的文社中占有地位，就必须能说出自己的榜样和精神之父。
拜伦、雪莱、济慈、歌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卢梭的名字是最常用的，也就是说，这些榜样多数是浪漫主义者。
除此以外，尼采、哈代、莫泊桑、屠格涅夫等也受到推崇。
但有用的不只是名字，标签也是，主要是各种主义，比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一如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民主与科学也成了文学世界的通行货币。
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充斥着对西方范式的狂热追求，新近来到中国的文学理论成了指向。
百余家文社成立，均作出自己的文学纲领。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里，译自西方语言之作不知凡几，在很长时间内，法语译作数量最多，俄语和英语译作次之。
但作品和作者的影响无法只依据译作的多少来评价，因为有些作者，比如哈葛德、高尔斯华绥或豪普特曼，其作品虽多被译成汉语，却仍不怎么知名。
其他作者，比如拜伦、雪莱、济慈甚至于小仲马，其作品译成汉语者虽不多，却几乎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42]
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
翻译得最多的是19世纪的作品，这些作品大体可分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类。
但西方经典作品也在考虑范围内，比如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
如此选择的一种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如所有其他领域，文学领域也有发展方向和时代相继，古典主义之后是浪漫主义，之后是现实主义，之后又是自然主义，最后是新浪漫主义。
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要经厉同样的过程。
当时多数人的观点是，传统文学停留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当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继之。
这当然造成相当多的误解，以至于要归在现实主义的作者被当作是浪漫主义的作者。
总体来说，许多作者给自己的标签不可不说是混乱的，比如，有些作者同时称自己是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人文主义的，剧作家田汉甚至将浪漫主义与自由、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等同。
清末民初的年轻知识分子当然对文学理论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只把文学及其变化看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手段。
所以，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巴尔扎克或福楼拜其实少有共同之处。
沈雁冰（1896—1981）1922年（此时已用笔名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43]，介绍自然主义的概念。
他反对左拉的纯粹客观，主张有主观色彩的自然主义。
茅盾在此文中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他认为自然主义虽也表现丑恶和悲观，但文学要超越此阶段。
[44]他自己要求的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约10年后才在其长篇小说《子夜》中实现。
当时，20世纪20年代的主观主义几乎已完全被丢弃，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和政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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