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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剧本篇幅长，由许多段落构成，包含对白、吟诵及咏叹之类，演出常持续两日之久。
在这样的形式中，作者可以详细描写各种关系和阴谋。
在西方，只有在历史长篇小说中是这样的。
因此，比之正史及其他文献，比之说话者演说的历史和长篇小说所讲述的历史，戏曲对历史的表现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在孔尚任这里，舞台上对历史的表现旨在再现历史，说明个人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更大的事件，尽管角色会在舞台上表明，且用相应的话强调，他们只是在表演，所演之事并非现实。
这也可称为间离效果。
戏曲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批评方面也毫不吝啬。
这里以《桃花扇》第四出为例。
这出戏里，孔尚任让反面角色阮大铖出场，他是李香君周围的文人中阴谋党的成员。
历史上，阮大铖是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南京知名的剧作家和文人。
通过阮大铖，孔尚任想指出某种在明末常见并为他所痛斥的，一些人持有的对文化的过分崇尚、高度的美学化以及政治上无视道德的态度。
清初的戏曲作品还有洪昇的传奇《长生殿》。
作者在家乡时已开始构思，后于京城做国子监监生时写成，并于1684年首演。
[151]因该剧于1689年佟皇后丧葬期间演出，作者的监生之籍被革。
被削籍回乡的原因被认为还包括戏中，特别是第廿八出《骂贼》中，有辱骂进犯的番族的话。
因此直至去世，洪昇在家乡杭州的西湖畔过着潦倒的生活。
他也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的戏曲著作共12种，今存者只有《长生殿》和《四婵娟》。
《长生殿》的素材取自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悲剧故事，这一素材常是文学加工的对象，洪昇的传奇应当被看作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
白居易曾以《长恨歌》歌唱杨贵妃的悲惨命运，此前，白居易之友陈鸿就已作有同样以此为题材的传奇小说。
但在洪昇的传奇之前，有关这个故事的创作以白朴的《梧桐雨》影响最大。
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生殿》不只因充满诗意的清丽曲词清丽而占有特殊地位，故事将个人的爱与对国家的爱（也就是忠）相对，也反映了清初价值观的某种变化。
剧中事件的背景是唐玄宗时唐朝由盛而衰，以及被任命抵御中国北方番族的安禄山于公元755年起兵叛乱，这场被称为“安史之乱”
的叛乱直至公元763年才被平定。
传奇以两支曲子开始（第一出），歌唱了爱情和忠贞、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命运以及两人在月宫的再次相会。
第二出以唐玄宗叙述自己爱情中的幸福及他的新宠开始，以两人定情结束。
在这出戏中就可看出，这位统治者已沦为阴谋中任由他人摆布的棋子。
除穿插描写宫廷内政治的场次外，还描写了爱情的发展，并于第廿二出天宝十载七月七夕长生殿山盟海誓达到**。
在第廿五出中，玄宗逃往蜀中，途中，杨贵妃被迫自缢。
但乱世中，其魂魄仍陪伴于玄宗左右，直至两位钟情者最后重圆。
这本传奇不只描写公元8世纪60年代发生的政治事件，也表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且不时论及百姓疾苦。
相对作品对政治的论及，作品的社会批判态度，对感情的强调，以及对尘世外公正的突出，都使之成为17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型例子。
对戏曲来说，扬州盐商的戏台是其最重要的演出场所，戏台上主要演出以优雅的昆腔演唱的戏曲，但也有以民间声腔演唱的作品。
[152]18世纪，盐商甚至被要求资助戏曲。
其中最知名的是江春。
18世纪最著名的戏曲作家蒋士铨（1725—1785）的《四弦秋》即因其支持而得以上演，演出时还邀请了诗人袁枚做客。
据称，袁枚对旦角男演员的演出十分喜爱，专门作诗记其伎艺。
江春不只支持昆腔，除了1773年后即创办的昆腔班社，还支持花部班社搬演地方戏，这些戏在农村非常受欢迎。
京剧在19世纪初因昆腔的衰落而产生，但也因其他戏曲（主要是南方民间戏曲）而地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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