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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在舞台上，我们在历史小说中也可以找到程式化的角色，这些角色容易为读者或观者所熟悉，可以被轻易地认出来。
除去王侯将相，英雄有着重要的地位。
大部分的读者或观者显然特别容易对这样的形象产生认同。
这些作品中也没有寻常的父亲和儿子角色，总是出现坏的或好的父亲，无耻的或孝敬的儿子，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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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今天认为平话和话本都不是说话的底本，它们是给受过教育的读者写的，但这完全不会降低对职业说话表演者的重要性。
根据图画资料，说话的伎艺估计早在唐以前便产生，宋朝时特别盛行。
[56]这至少可以通过当时对京城的某些描写而得知，这些记录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
笔名罗烨的作者所作或所辑的《醉翁谈录》，最初可能是给说话表演者的底本，其中罗列了许多说话的题目。
由这本估计出自元代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说话有不同的流派，它们通常专门演说某类故事。
[57]说话的内容应多为父子间或兄弟间的口耳相传，或许也有秘不外传的底本存在，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完全有可能的是，说话表演者有时把诸如变文这样的文字当作自己演说的底本。
文官的古典长篇小说
晚明的长篇小说不只脱胎于十三四世纪的平话，这些小说的作者于短篇小说之外，也采用史书以及元与明初杂剧中的素材。
[58]这些作品折射出了明代盛衰之世情。
16世纪，由外观之，中国社会较为太平，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和万历（1573—1620）四朝相继。
同时，这个世纪的中国社会也经历了许多激烈的内部论争，文官阶层的政治化或许只有两宋之交时的程度要深。
这种发展与当时经济的繁荣，与居民数量的迅速增长密不可分，所以要区分不同的作者和读者的群体。
近世的研究者指出，这些小说实为文人小说，并非是供普通读者阅览的。
但无论面向哪种读者，小说题材往往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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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长篇小说的产生具有促进意义的是教育领域的诸种变化，包括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书院的建立，这些书院很快成为培育国家行政机构接班人的最重要场所。
受教育者数量的增长意味着读者群体的扩大，加上由文官及其候补官员构成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诞生于一个繁荣的、迅速变化中的社会），这是理解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所必须考虑的背景。
此外，王阳明的新哲学也影响了小说的创作。
他的哲学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吸取了许多禅学成分，影响遍及全国。
除了自我意识的提高以及新的宗教观念，造成当时文坛活跃局面的是些世俗的因素，比如印刷术和图书业的发达。
知识分子的思想态度不只体现在长篇小说中，也反映在绘画和书法中。
各种艺术形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带有一种讽刺的态度。
这既出现在陈洪绶（1598—1652）的某些画作中，也出现在当时许多文学作品当中。
在当时，上一个世纪的“台阁体”
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尽管如此，八股文虽然后来遭到了诸如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以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作品的讥讽，但在16世纪，八股文始终被视为文学能力和道德素养的体现，是当时散文领域的时风。
明代四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16世纪时都有抄本和刊本行世，并已具备后来定本之大部，这绝非偶然。
在此之前，当然有过对这些题材的各种处理，但这样形式的，特别是这样长度的小说，在16世纪之前似乎是没有的。
小说对题材带有批判性和讽刺性的处理方式，也是新颖的。
当然，不是晚明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如此，所以也曾有人建议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单独归为一类。
即使不是如此，在讨论十六七世纪的长篇小说时，这四部作品也总要居于首要地位。
当时暂无其他可与之媲美的作品，直至约一百五十年后，《儒林外史》《红楼梦》刊行，才可与之齐名，并称“六大经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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