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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家注重自身的个性和内在的性情，反对拟古者的形式主义和严格。
对明清散文有着持久影响的是自1487年起成为科举考试标准文体的八股文。
[14]这种文体对明代所有的文学尝试都造成了约束，进而造成了文体的贫乏，黄宗羲（1610—1695）对此曾表示惋惜。
但事实上，这种文体的风行为文学新发展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直至20世纪，都持续影响着散文的写作。
八股文因袭宋代被当作考试内容的经义的做法，但直至元朝恢复国家考试，对考试内容及形式进行约束，它才为科考文章的标准化（也包括形式上的）奠定了基础。
八股文普遍被认为产生于1386年。
这年的考试根据《论语》第十六篇“季氏”
第二章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出题，应试者黄子澄就此题目作的文章包含八股文所有的特点。
虽然这种文体的规范在1487年才被确定下来，此后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变化，但他的这篇论文还是被认为是最早的以八股文形式写成的文章。
其他著名的按照严格规范撰写文章的作者包括王鏊（1450—1524）、赵南星（1550—1627）和汤显祖。
到了20世纪初，八股文虽然遭到许多力求文化革新的作家的极力反对。
但也有些作家，比如周作人（1885—1967），将这种文体看作中国文学体裁发展中的顶峰。
作为这种文体的推崇者，他们承袭了包括章学诚和焦循（1763—1820）这样的知名作家的传统。
还有的作家甚至认为这种文体是对元杂剧的继承，只是如今把儒家的题目（而非想象的素材）当作研究对象。
无论如何，在16世纪的中国，认为练习写作八股文可以完整表达道德和文学修养的观点，是非常普遍的。
把这种以经典为宗、以简洁风格写就的文章叫作“时文”
。
看似没有道理，但当时受过教育的人完全不认为时文与古文有任何矛盾之处。
对他们来说，八股文的教育是共同的经历，如果考虑到这点，这种叫法就有了合理之处。
这种文体主要被用来考察在有压力的条件下，按形式上的严格要求，用对仗句式表达清晰的思想的能力。
那么，那些出色地掌握这种文体的人，在其他方面也最可能取得成果，获得声望。
这里要指出的是，要求八股文的作者以古代圣贤的口吻说话，并没有导致这些人对古代范式盲目机械的模拟；相反，对经典熟练自如的把握，总是能帮助他们越过反讽和戏仿的边界。
对八股文形式规范的注重也导致产生小品这种文学体裁，这些表面上与以前短的散文作品或以笔记这一体裁写成的作品相似的文章，在16世纪时构成了某种新的形式上严格但内容上比较随意的体裁。
这些短文自16世纪末开始结集印行，是有意而创作的随笔。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主观的视角是决定性的，题材经常是奇闻逸事，使用双关语和不寻常的修辞手法。
受这种文体影响的不只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长篇小说，也包括游记，后者如徐弘祖（1587—1641，其号霞客更为知名）的作品，他遍访山川和朋友，所作《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游记写作的顶峰。
[15]
民间文学集
许多元代和明代的诗歌，特别是词和散曲，在语言风格上近于口语，因而往往被看作民间文学。
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它们其实是对民歌的模仿。
某些作者的这种尝试实际反映了文化阶层与百姓间某种新的关系。
明代有些学者对民间文学越来越感兴趣，不只是以前的民间故事集中或散落在类书和其他集子中的被认为属于民间文学的作品（比如志怪小说）会被搜集起来，某些学者还会直接辑录当时活生生的民间文学。
这种工作承袭了以前的民俗学兴趣。
这种兴趣曾经体现在宋以来的游记或关于中国边境地区的记述当中。
这些16世纪民间诗歌的搜集者当中，最重要的应该算上文提到过的杨慎，但他编的《古今风谣》里的诗都是他从更早的书里采撷来的。
约200年后，来自四川的李调元编了民歌集《粤风》，标志着系统地辑录民歌的开始。
虽然吴淇（1615—1675）后来被证明是这些民歌的真正收集者，但文学民俗学的开端还是与李调元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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