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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
作为踏进仕途的前提，国家考试越来越重要，人们对文学教育的态度因此改变也不足为怪，但我们并不清楚能读书写字的人所占的比例，对当时人受教育的程度也只能推测。
占人口3%～5%的受过一些教育的男性居民（按其时大约一亿的总人口计算是300万到500万间）估计都认为自己属于文官阶层，称自己为士大夫。
而他们当中真正取得职位的可能不足20%。
据贾志扬（JohnW.Chaffe）的分析，每年有约20万人参加府试，其中只有差不多1%的人能通过考试，[14]当然，各地区的情况可能差别很大。
古时的中国，教育方面的努力似乎只涉及男性居民。
而在女性居民中，只有那些出身上层社会或贵族，或者那些出家为尼者，才有机会接受教育。
在这方面，地区间的差别也相当大。
教育日益制度化，而许多采用佛教寺院制度的学校和书院扮演着突出的角色，[15]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寺院承袭的书写文化可通过在敦煌发现的大多出自唐人的手稿窥见大略。
如韩愈佐证的那样，[16]师生关系自唐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寺院里的师徒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既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也因其常常超越地区的性质而构成了某种与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结构相对的力量。
“从根本上人是可教育的”
的观念虽然在古代就已经存在，[17]且菩萨普渡世人的观念在中国得以被接受，[18]但自此童年被认为是生命里单独的阶段，是教养和教育的阶段。
[19]通过石刻所记载的某官办小学的学规，我们可以知晓那些已有些基础的男童的学习状况：
教授每日讲说经书三两纸，授诸生所诵经书文句音义，题所学书字样，出所课诗赋题目，撰所对属诗句，择所记故事。
诸生学课分为三等。
第一等。
每日抽签问所听经义三道，念书一二百字，学书十行，吟五七言古律诗一首，三日试赋一首或四韵，看赋一道，看史传三五纸，内记故事三条。
第二等。
每日念书约一百字，学书十行，吟诗一绝，对属一联，念赋二韵，记故事一件。
第三等。
每日念书五七十字，学书十行，念诗一首。
[20]
在极少的情况下，结束学校教育也同时意味着准备考试的完成。
大多数学生是借助家庭教师，之后通过在书院的学习来准备考试，但主要还是通过不懈的自学。
这个过程经常要用几年的时间，有时是几十年。
那些建立了真正图书出版业的新兴城市中心对教育事业的扩大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少作者受到鼓舞，希望他们的作品能被更广泛的公众所了解，这又使得有些作者能通过写作或编辑工作维持生计。
如前所述，图书印刷技术的完善最初主要是因为佛教徒需要尽可能多地复制佛教文本。
但图书印刷不久后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却不再是因为宗教的需求，而是因为贸易和管理中对表格、手册和课本的大量需求。
对学习的渴求，特别是读书写字能力的渴求，一直以来就是儒家传统的组成部分，但在根本上也为佛教僧侣阶层的教育传统和组织形式所影响。
居民受教育比例的不断提高，图书印刷技术的发达以及培训和考试业的繁荣与国家的考试制度彼此联系紧密，它们有时相互妨碍，但大多数时相互促进、相互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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