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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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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认为文学是永恒不朽的，这与生命或尘世间的朋友不同。
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一点，过去那些有天赋的人才会在处境很好或者处境不好之时拿起纸笔著书，以让自己不朽。
曹丕列举了《易经》的注解、礼仪典籍和徐幹的《中论》，作为不朽文学作品的例子。
有一种观点认为曹丕在这里列举的是带有道德教育功能的文章，并认为曹丕跟弟弟曹植不同，曹丕的思想完全遵循传统，而且他并不是直接针对文学作品。
但也有王夫之（1619—1692）这样的学者认为曹丕的见解比弟弟更加独到，而胡应麟（1551—1602）则认为两人的成就同样高。
对曹氏兄弟的不同评价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中国20世纪重要的文学史家郭绍虞（1893—1984）就指出曹氏兄弟所持的皆为传统文学观，而罗根泽（1900—1960）和朱东润（1896—1988）则认为曹丕的思想比曹植更具进步性，因为他承认文学是独立的。
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必须放在当时文学背景下去理解。
但无可争议的一点是，曹丕通过使用“气”
这个概念，同时将创造力不能给予他人、也不能继承的观点（源自庄子哲学）用于文学作品，由此使文学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使中国诗人作为独立艺术个体而存在成为可能。
从曹丕这篇《论文》的传播历史，我们就能窥见它的重要性。
据传曹丕曾将包含《论文》在内的《典论》写在白绢上，寄给自己的对手孙权。
曹丕的儿子曹叡命人将《典论》刻石，并于公元230年3月将这些刻石立在魏国的祖庙门前。
人们将这篇文章的内容视为开国国君的明训，对于这篇文章的重视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曹丕在文中否认防火衣的存在，但一些西域的使者却带着作为贡品的火浣布来到京城，此后人们便从刻石上抹掉了曹丕的这段话。
根据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的记载，这些刻石直到公元500年前后还立在最初的位置上，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证实了这一点。
建安之后的诗歌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政治局势和新的哲学思潮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清谈”
运动和“玄学”
。
如果要列举建安时期之后诗歌领域的各个流派，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招隐诗”
派，以及“玄言诗”
派、“游仙诗”
派、“田园诗”
派、“山水诗”
派、“咏物诗”
派和“宫体诗”
派等。
这些文体或文类虽然题材各异，形式多样，但都体现出了避世的倾向，这是中国中古早期人文世界，或至少是文人，对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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