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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宦”
（或“宦绩”
）、“流寓”
以及艺文志中的传记等保存的历史人物资料之多，是其他任何史籍无法比拟的。
许多不见于其他史籍的人物可以在方志中查到。
有的虽见于其他史籍，但某些确凿情况也需要利用方志来考定。
（5）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正史和其他史籍中一般失之过简，记载错误的情况也很多，地方志的编纂者以本地人记本地事，往往可以补充大量为其他史籍不详的细节，并且可以纠正许多错误的说法。
（6）方志虽然着眼于记载本地各方面情况，但往往因为某种原因收入了并不属本地的重要史料，有时在大量查阅方志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例如，万历二十八年赵古元以白莲教的组织形式酝酿发动大规模起义，这件事见于许多史籍，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赵古元以顺天王名义发布的诏谕全文竟保存在江西《高安县志》里面。
原来当时任南京御史的朱吾弼是高安县人，当地志书收入了他的奏疏，这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就引用在他的一份奏疏里面。
近年来，国内外部分学者热衷于地区研究，着重于探讨我国某一地方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演变。
在做这类研究时，地方志自然成为不可忽视的材料。
5.其他
（1）家谱（族谱、宗谱、家乘等）：在现存明清文献资料中，家谱也占了相当数量。
家谱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帮助考定某一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和亲属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包含了本族著名人物的详细情况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
因此，利用家谱不仅有助于撰写人物传记，而且常会发现颇有价值的史料。
家谱的主要缺陷是贯穿了极为浓厚的封建宗法关系，极力体现光宗耀祖思想，表现为推崇本家族人士的功德并掩盖其为非作歹的活动。
有的家谱内容十分简略，几乎成了某一家族的世系表，参考价值自然很有限。
（2）年谱：年谱的谱主一般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前人修撰的年谱对谱主一生的经历做过考证，为后人研究历史人物提供了方便。
年谱的修撰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年谱是谱主自定的，或是他的儿子、亲朋好友编制的，一般比较可靠。
有的则是时代相隔较久的人编撰的，作者的功力相差很远，其中既有佳作，出现遗漏和系时等错误的也颇为常见。
（3）档案：明代的档案绝大部分毁灭于明末清初之际，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900多万件档案文献当中明代部分只有几千份。
明档中除了少数明前期和中期的档案以外，绝大部分是天启、崇祯两朝的题本、奏本和题行稿。
残存的明档虽然数量有限，却包括了不少珍贵史料，如洪武年间的户口单和卖田契约、成化年间颁给功臣的免死铁券、万历年间重修的武职选簿、反映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奏疏以及九边图、海防图、天球图、西沙地理图、大明混一图等。
[246]清初档案也有不少同明末史事相关。
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档以外，其他一些文物、图书收藏单位也存有少数明档。
如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了明代辽东档案1080卷，是研究明代辽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的第一手珍贵材料。
[247]台北“故宫博物院”
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也收藏了部分明档。
以上仅是就原始档案而言，实际上收在明代官僚文集中的奏疏、官员间相互往来的文书、有关公务的书信、告示等是以个人形式保存下来的档案，地方志中也收录了本地人士或者同本地有关的部分奏疏等文件，此外在明清人士编的文献汇编里也收录了不少。
（4）碑刻：碑刻文献除了墓志铭、神道碑记录了某些人物的传记资料以外，还有纪念某一事件（如郑和下西洋时立的几块碑文、亦失哈等所建两块永宁寺碑）、解决或防止某些争议而立的碑文，其中往往保存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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