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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一、明朝的覆亡与全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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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王朝在农民起义中覆亡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是位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君主。
他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心劳力瘁，施展出了全身解数，然而，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
崇祯十六年九月河南郏县战役，陕西总督孙传庭部主力的被歼，标志着明朝末日即将来临。
在这以前，尽管辽东崛起的满洲贵族军队多次给予明军沉重打击，起自陕北的农民武装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毁了内地许多军事要镇，消灭了大批明朝的有生力量，然而，它们占领的地盘毕竟有限，明帝国虽然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整体框架还勉强支立着。
陕西精锐部队的被歼灭，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跟踪追击，十月占领西安，随即分兵收取整个西北，明帝国土崩瓦解的形势终于明朗化了。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在襄阳政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大顺政权的建立意味着迅速结束腐朽已极的明王朝统治。
摆在李自成和他的谋臣武将面前的中心议题是不负民望，不失时机，凭借优势兵力，全面取代明王朝。
正月初八日，距建国不过一个星期，李自成就亲自统率大顺军从西京出发，开始了渡河东征、夺取北京的大规模战略行动。
依据李自成的部署，大顺军向北京进军采取了南北两路的钳形攻势。
北路主力由李自成，汝侯刘宗敏亲自统率，于渡过黄河后，占领平阳（今山西临汾），然后北上太原、大同，经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攻居庸关，进抵京师；其战略意图是继续执行在陕西收取三边的方针，歼灭或者招降素称敢战的明朝边军，拔除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为攻取北京铺平道路。
南路大军由左营制将军、磁侯刘芳亮率领，过河入晋以后，即沿着黄河北岸向东推进，收取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畿辅南部，然后转而北上，同主力会师北京；其战略目标不仅在于占领黄河以北的大批州县，扩大大顺政权的统治区，更重要的是切断明朝廷同南方各省的联系，既防止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廷向南逃窜，又阻挡可能来自山东、南直隶的“勤王”
官兵。
甲申之春，大顺军的南北合进，简直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进展得十分顺利。
除了北路军攻取宁武、南路军攻克保定两次战役稍费时日以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是不战而降，甚至先期纳款。
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普通军民在明朝的统治下早已挣扎于死亡线上，他们急切地盼望着大顺军早日到来，如史料所说：“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
[33]连京师的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34]。
至于明朝官绅的政治态度在崇祯十六年冬到十七年春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明朝的灭亡既已洞若观火，除极少一部分官绅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绝大多数都把归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看作唯一的出路。
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成为新朝定鼎功臣；有的心怀疑惧，只是为形势所迫。
但是，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他们不大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何况又是一个以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清政权。
这就是当时淮河以北汉族军民官绅面临的形势和心理状态。
二月初八日，大顺军占领山西太原，二十二日仅仅经过两天战斗又攻克了宁武。
宁武之战以后，大顺军主力在向北京推进的过程中，经大同、阳和（明宣大总督驻节处）、宣府、居庸关等军事重镇，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主要是因为各地明朝将领慑于大顺军的兵威，还同大顺政权发动的政治攻势有密切关系。
二月间，李自成发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其中说：“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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