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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地方官僚惊呼:“黄巾、赤眉之祸,再见于目前。”
[3]万历三十四年,南京又有无为教徒刘天绪等密谋起义,“自称为辟地定夺乾坤李王”
[4]。
天启二年(1622),山东白莲教徒在徐鸿儒领导下发动起义,先后攻下郓城、邹县、滕县、峄县等城,准备“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改元建号”
[5]。
北直隶景县民于弘志领导的棒棰会,也起而响应。
这些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遭到明廷的武力镇压,但总的趋势是反抗的规模越来越大,预示了大规模的明末农民战争即将来临。
(三)军政的废弛
作为明帝国主要支柱的军队,开国时确立的卫所制度,采用官、军世袭的办法,后来已逐渐丧失了战斗力。
中期以后大规模实行募兵,虽然曾经部分地弥补了军事力量的不足,但由于整个军政的败坏,兵部和将领唯贿是求,层层盘剥,士卒不仅难以置办必备的武器装备,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
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
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沿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6]
士卒生活贫困已极,不仅无法维护军队的战斗力,而且造成一连串的哗变。
仅以崇祯初年为例,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兵们枵腹难忍,群起哗变。
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朱梅被叛兵抓住,“棰击交下”
,毕自肃惭愤自尽。
二年,因清兵入犯畿辅,诏各地火速派兵勤王。
山西勤王兵哗变于京郊,甘肃勤王兵哗变于安定(今甘肃定西),原因都是缺饷和未得安家银两。
军政的败坏,还突出地表现为纪律**然无存。
朝廷原意“设军以卫民”
,到明朝末年变成了祸国殃民。
其中一部分豢养家丁,作为关键时刻保身之用。
朝廷发给的军饷一部分落入将领私囊,一部分被将领用于蓄养家丁,导致大多数士卒虚占名额,整个战斗力下降;另一方面将领拥兵自重,增强了对朝廷的离心力。
明末出现一批临战奔溃甚至叛变投敌的军阀,同家丁制下军队的私有化是紧密相关的。
军政败坏是明朝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崇祯年间,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兵饷。
兵饷大幅度增长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朝廷为解决饷源,加紧对百姓压榨,直接导致官逼民反,为镇压农民起义又再三加征重赋,明王朝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自身的灭亡。
二、金国的建立与攻占辽东
(一)金国的建立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是我国众多兄弟民族之一。
明朝建立后,在女真族居住区设立了大批卫所,任命各部酋长为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官职,建立各级行政机构,管理军政事务。
清朝统治者的祖先就是起源于建州左卫。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平定建州右卫首领阿台等反明过程中,受另一女真酋长尼堪外兰的唆使,杀害了无辜的建州左卫首领觉昌安及其子塔克世,他们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
为了安慰努尔哈赤,明朝让他袭任都指挥使官职,赐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
这年努尔哈赤25岁,风华正茂。
祖父和父亲的被害,加上明廷对女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使他决心统一女真各部,摆脱明朝的控制。
当时,女真的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王甲部、董鄂部、哲陈部、讷殷部、鸭绿江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
各主其地,互相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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