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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虽未注明写作时间，但参考其他材料，以洪武十五年左右的可能性最大）。
综上所述，在元明易代之际，沈万三的儿子已进入暮年，他本人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二）从相关人士的著作来考察
元末明初同沈家关系密切的人士从未直接提到过沈富（万三）。
如果说，高启、杨基、释道衍（姚广孝）所作诗文中仅反映他们同沈万三之子沈达卿有交往，并不能证明乃翁沈富是否在世，那么，王行的著作就颇值得注意。
王行和沈家同为长洲人，自元末到洪武二十六年王行被杀，两家的交情一直未断，特别是在元末和洪武十四年左右王曾两度在沈家坐馆，应该说对沈家的情况极为熟悉。
他为沈伯凝的女婿张文源写的《立志》文内说：“其外舅沈翁伯凝又与予交累代，尝遣之学于予。”
[24]在王行的《半轩集》中就保存了为沈荣、荣子森、森子经（沈经在洪武二十一年尚在世时预请他撰写）、经妻徐氏、经继配金氏之父金公信写的墓志铭文，为沈达卿写了《清安堂记》《佳声楼记》，为沈伯凝写了《彝斋记》，为沈文权、沈文矩各写《字说》，又为沈文矩作《韪轩记》。
在这多达11篇专门为沈家写的文章中除了在沈荣墓志铭中提及“考富、妣曾”
，沈森墓志铭中写上“祖富、父荣”
以外，为什么从来没有具体提到沈富（万三）呢？按常情而言，王行既同沈家关系如此密切，倘若沈富在世，且不说王行应有祝寿文字，至少在文章语气上应有所表现。
这也间接说明王行生活年代较晚，他家原本穷困，到博学成才能够同上层人士交往，并在这以后同沈家建立关系时，沈万三已不在人世。
（三）沈万三生卒年均在元代的依据
尽管明人野史笔记中关于沈万三在洪武年间的“事迹”
非常多，可信的材料却表明沈富的活动是在元中期至元末。
王行作《沈荣甫墓志铭》中写道：“初，荣父（同甫，即沈荣）之先君子（即沈富，沈万三）游于故侍讲袁文清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
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
及荣父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夫先志，又以勗（勖）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
[25]
这段文字表明：第一，沈万三去世以后，其子沈荣曾主持家务，而沈荣死于洪武九年，王行为沈荣写的墓志铭提及沈富时用的是“初，荣父之先君子”
，足以证明沈万三比沈荣去世早得多。
第二，沈富（万三）曾经拜访过元侍读学士袁桷，袁对其人品表示赞许；而袁桷死于元泰定四年（1327）[26]，下距明朝开国（1368）41年。
冯子振曾多次下榻于沈富家中，并为他题了“积善”
二大字，据《元史》冯子振与陈孚同时，亦为元中期人[27]。
这里顺便说一下，沈富、沈贵继承父业，家境日益富裕之后，也开始了在文化方面的追求。
清人龚炜作《沈万三能文》中说：“沈万三妻丽娘亡，三思之，作恩锁台，置离思碑，有云：
‘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红脂尘化，万态俱空。
构堂见其情牵，树碑由于恩结。
’”
并感叹道：“元末云林（倪瓒）、金粟（顾仲英）家并丰赡，都以诗文书画领袖风雅，而万三则群指为富人耳，谁复知其能文者？”
[28]沈贵则习绘事，以画葡萄著称。
[29]正因为沈万三兄弟已有一定文化素养，才能同袁桷、冯子振结交。
第三，上引沈荣铭文说“及荣父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承夫先志，又以勗（勖）其后人”
，清楚地表明沈荣在沈万三去世以后，构筑了积善堂以资纪念。
积善堂建于元末，有吴县著名高僧释妙声作《沈氏积善堂》诗可以证明。
原诗云：“翰林宾客散如云，积善于今喜有君。
背郭堂成因旧扁，传家书在足前闻。
屋头雨过乌尤好，池上风清鹤不群。
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
[30]王行文中说沈荣建造积善堂是为了继承“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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