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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中把用兵比喻为弈棋：“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
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
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
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
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宜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
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
他大力主张“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
……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
天心既转，人谋允臧”
。
这一以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
[37]。
此后，他长期醉心于这个设想，直到顺治十六年南明败局已定时，他仍然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
[38]发动长江战役，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再图北伐，在1649年时机未必成熟，而到1654年主客观条件都变化了。
钱谦益等人长期隐蔽于清统治区，又以复明为宗旨，对清方兵力虚实做了周密调查，他们提出的东西会合，攻克南京（江宁）是有可能实现的。
让我们先看一下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夔州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在周家铺战役中虽然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从《清实录》记载中可以知道清军伤亡也相当大。
这支军队是清军入关以来损失最重，被拖得最疲惫不堪的满洲八旗兵。
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
[39]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不仅人数有限（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
，五月间甚至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发生兵变，“夺门私逃”
[40]。
那么，湖广以下的清军江防兵力又是如何呢？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
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
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
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如望高山。
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
[41]。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
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面明军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
张名振等人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一方案是切实可行的；西南孙可望做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
连清方一些人士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
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在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
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
[42]那么，这一颇具战略眼光的重大军事部署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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