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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间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进，姚志卓唯恐耽误大事，自行前往贵州。
十一月带回永历三年敕书，孙可望给的札付、檄文和大学士雷跃龙的五封回信，孙可望任命贺王盛为兵部侍郎的敕谕一道。
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给贺王盛，贺王盛又“潜通海寇”
，“有茅山道士张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
（张充甫在顺治十年十二月曾在贺王盛家中吃饭）[28]。
姚志卓在鲁监国入海以前曾带领一支军队在浙西天目山区的于潜、昌化一带抗击清兵，后转战于同浙江接境的江西玉山、广丰地区，1646年冬兵败逃出，这以后的几年里他大概没有什么军队，长期从事秘密反清活动。
1651年（顺治八年）五月曾在扬州同茅山道士张仲符（当即上引清档中之张充甫）等来往。
[29]1653年（顺治十年）冬他从贵州返回后通过“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
，张仲符同已进至崇明沙洲的明朝舟师取得联络。
人们也许会奇怪，一个“茅山道士”
怎么能担当联络海上“总线索”
如此重任呢？其实，“道士”
是他潜伏清统治区内活动的伪装，其真实身份是明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和张煌言的职务相同。
有关他的事迹还有待于深入探讨，我们只知道在史籍中他的名字有张仲符、张冲符、张中符、张充甫等写法。
任光复《航海纪闻》中载，壬辰（1652年，顺治九年）春跟随监国朱以海到厦门的随臣有“赐蟒玉侍郎张冲符”
[30]，彭士望诗集自序中写作张仲符，《山居感逝》诗中又写作张冲符。
《鲁之春秋》卷二记：顺治九年“东阁大学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张煌言、任颖眉、曹从龙、蔡登昌、张中符，太常卿陈九徵、任廷贵（按，即《航海纪闻》的作者任光复）……定西侯张名振”
等扈监国次中左所，寻居金门。
同书卷十一《徐孚远传》亦记“其同孚远从亡海上者，则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任颖眉，兵部侍郎兼太仆寺少卿曹从龙，兵部侍郎兼大理寺少卿蔡登昌，兵部侍郎张中符，太常卿陈九徵、任廷贵”
等。
可见，张仲符在鲁监国政权中官位不低，同张名振、张煌言又是患难之交。
很可能早在舟山时期，他就负有秘密使命，化装为道士潜入内地，建立联络网，往返于明、清控制区，总管清统治区内复明势力与海上的联络事宜。
姚志卓除了把亲赴贵阳、安龙联络东西会师的结果通过张仲符转告张名振以外，还同钱谦益商议请他出资募军。
钱谦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这就是彭士望诗中所写的：“时有二少年，一伯一中丞（姚志卓，浙江；黎士彦，新建）。
屈己兄事我，怒呵犹顺承。
可惜蹈江海，黄鸟徒哀伤。
更有一老翁，破产图再兴。
既耄气不衰，壮志能冥升。”
[31]彭士望这首诗写于戊戌年（顺治十五年）底，不便点出钱谦益的名字，但对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的爱国精神倍加歌颂。
钱谦益破产出资助姚志卓募军事在他自己的诗注中也隐约其词地写道：“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
[32]钱氏为明清双方瞩目的人物，在清统治区内进行复明活动必然是干得多，写得少；所写密信及其他涉及密谋文字尽量避免留稿入集。
间或留下一点述志感事之作也不能不以隐晦之词表达。
如他自己的决策多以柳夫人名义，柳如是固然与他同心协力，但绝不像大多数史籍所描写的那样，似乎是柳夫人牵着他的鼻子走。
“先装五百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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