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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靖两藩军队在三水等了整整一个月，终于盼来了长途跋涉的靖南将军朱马喇所统援军；直到清方大军云集之时，李定国却始终没有得到郑成功一兵一卒的支持。
新会之战，一败涂地，完全是人谋不臧。
我们至今不清楚郑成功对林察、周瑞等人面授了何种机宜，但从十月出师，次年五月返回，历时半载毫无动静，总是一件离奇的事。
《台湾外纪》卷之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时提到这支“舟师次虎头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
[13]。
按时间推算，郑氏舟师到虎头门已在顺治十二年。
郑成功在舟师返回之后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留观望而回，朝典何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
结果，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
；林察等人降级有差。
在给李定国的信里，郑成功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群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
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数日。
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
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
但敝船逗留，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
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綑（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
顺治十一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五羊，直接关联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性计划。
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绝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
他在信中先批评李定国“骄兵致挫”
；接着又用“胜负兵家之常”
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比附于一般性战役的胜负；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留”
“依违”
也应分担责任，轻轻发落了事。
这种处理和表达方式，多少流露了南征舟师是按照郑成功本人的意志行事的。
上面列举的事实，似乎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郑成功内心里是不愿意同李定国会师的。
如果全面考察一下郑成功的政治军事生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是福建沿海地区一部分中国人结成的一股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首领。
在他心目中，维护自己这个集团的利益高于其他事业。
只是由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不得不在南明和清之间做出选择，条件是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不受制于人。
在明、清两大阵营之间，谁能保证他享有这种地位，他就站在哪一边。
人们一直认为郑成功既是抗清的民族英雄，又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这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不应过分地渲染郑成功抗清的动机是为了扶明。
清廷想以武力征服或高官显爵为手段达到制服他的目的，这两者也都是郑成功所不能接受的。
同清方多次“和议”
均告破裂原因在实际行使“主权”
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顺治十年八月，郑成功在给其父郑芝龙的信中写道：“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
次年九月，他给二弟渡舍（郑世忠）的信中说：“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
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
兄名闻华夷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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