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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顺治十年李定国首次广东战役由于持续时间较短，郑成功来不及配合的话，第二次进军广东未能得郑成功的支援，就不能用“联络不易”
“风向不顺”
等托词来解释了。
李定国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进军广东，是经过周密部署的重大战略行动。
早在上年九月，即李定国自肇庆败回广西五个月之后，永历朝廷就派兵部职方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来到广东，向两广总督连城璧宣谕：“藩臣定国，戮力效忠，誓复旧疆。”
即将进军广东，命连城璧联络广东各地义师准备接应。
连城璧奉敕后即“亲诣镇臣王兴营，与之点算军实，收合勇壮；知会镇臣陈奇策、罗全斌等及各股官、义头目，面定要约，以三月初二水陆毕会，以待王师。
众皆踊跃，又是一番朝气矣”
[9]。
连城璧这件奏疏发于正月间，疏中说拟“三月初二水陆毕会，以待王师”
，而李定国占领高州正好是在三月初二日，可见双方都是按照事先部署的计划行动的。
定国出师广东的日期既然早在几个月以前就通知了在广东的连城璧，当然不可能不通知他寄予厚望的郑成功。
杨英《先王实录》误载于顺治十一年九月下的安西藩致国姓大将军信提到“孟夏薄端城（肇庆）”
一事，前辈学者早已判定这封信是在顺治十年四月以后写的，信中“知公畴昔之愆期”
一语表明在肇庆战役之前，定国曾事先约会郑成功，成功未能按期出兵。
所以定国在这封信里又“敬邀并驾”
，并说：“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记，而云台香字，千载传流，国姓不预，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
予日望之，匆言，幸照。”
由于杨英的误载年月，我们不清楚郑成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但从后面一封信中知道郑成功曾派林祚复命，不知什么原因林祚并没有到定国驻地。
因此，李定国在顺治十一年三月占领高州府等地之后，在四月间又派使者前往厦门。
《先王实录》记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差官同郑氏使者李景赍书来中左所（厦门）约请会师，书曰：
孟夏遣使帆海，诣钤阁，悉机务，并候兴居。
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壁。
今差员李景至，始知前此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
不穀驻师高凉，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
盖不欲俾虏有只蹄□进耳。
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
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
爰遣水陆二师，齐发新、肇，托祉有初，两见成绩。
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于端水。
而会城两虏（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
兹不穀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刻日直捣五羊。
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糗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
不穀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
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
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关切。
至于粤东水师官兵，抗虏降虏者，莫不密遣告劳。
然详所举止，多伦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
惟贵爵为宣此意，以怂恿各部，则五等上下，庶知国恩祗报在兹，而不谓不穀之功罪可混也。
至援虏之来，向亦各闻其概，然通盘策虏，再无敬谨之强且精者，今安在哉？诚来，当尽缚以报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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