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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师广东之役看郑成功同永历朝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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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郑成功和李定国之间的关系，海内外学者做过不少研究。
他们大致是强调郑、李之间的友谊和相互配合；有的文章则对于郑成功的多次愆期，未能实现双方会师广东，表示惋惜。
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重点放在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广东之役，借以说明郑成功对李定国和永历朝廷的真实态度及其原因。
顺治七年冬天，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领了广西桂林等地；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占领了广州等地。
永历朝廷播迁无所，被迫转入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控制区。
从此，抗清斗争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其特点是，永历帝朱由榔继续保持着抗清盟主的地位，朝廷的实际权力却落到了大西军将领孙可望等人的手中。
这一特点决定了各地抗清势力必须同大西军余部建立联系，而孙可望等大西军将领不凭永历帝的声望又不足以号召各地抗清势力。
正是在拥明抗清这一共同口号下，郑成功同孙可望、李定国之间架设了合作的桥梁。
大致而言，在顺治十年以前，郑成功虽然已经同李定国等人书信往还，尚限于遥相呼应的阶段，会师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
顺治十一年底李定国败回广西，实力大损，一年以后又扈送永历帝移跸云南昆明，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加上孙可望与李定国兵戎相见，李定国已经没有力量进军广东，他同郑成功会师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
所以，探讨郑成功同李定国之间的关系，重点不在于双方通了多少次信，而在对抗清全局有关键性影响的会师广东之役。
从顺治七年大西军联明抗清开始，全国形势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转机的可能性。
第一次是在顺治九年，孙可望已经把贵州经营成了比较稳固的前进基地，这年下半年他自己统兵由黔进军湘西；刘文秀率部北上四川，先后收复重庆、成都；李定国由湖南突击广西，七月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接着回师湖南，在十一月间于衡州击毙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
大西军的三路出师，使清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然而，这次战略行动由于孙、李矛盾的激化和刘文秀在保宁的失利，错过了扩大战果的机会。
李定国“两蹶名王”
，军威大震，引起了“国主”
孙可望的嫉妒。
孙可望不仅设法解除李定国的兵权，还蓄意加以谋害。
李定国得到消息，便尽量避开孙可望，为了重整旗鼓，他在战略上做了重大改变，即不再北上湖广，而是东出广东。
在当时的形势下，李定国做出这一决策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尽管他同孙可望不和，孙可望仍是抗清阵营里实力最雄厚的一支武力的首脑，不仅控制着云南、贵州，而且兵锋直抵湘西和川南，牵制住了湖广、陕西的清军。
李定国部入广东以后肯定能够得到当地义师的支援，如果在福建沿海拥有庞大机动兵力的郑成功能够配合作战，东西夹击，那么一举歼灭盘踞在广州一带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两藩兵力不过二万人）有相当把握。
攻克广州之后，乘胜收取广东、福建两省，然后向北推进，收复大江以南大有希望。
这一战略意图如果能够实现，永历朝廷凭借江南的人力物力优势同清廷抗衡，中国明清之际的历史进程就可能形成另一种格局。
这个战略计划能不能实现，关键取决于郑成功的态度。
如果把明、清双方的兵力和优势、劣势做一概括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清军在广州的平、靖二藩拥有相当实力，他们总结了孔有德分兵镇守广西各地，桂林因兵力空虚招致城破杀身的教训，尽量把嫡系兵力集中于广州，因此他们对广东各地的统治并不稳固。
这不仅表现在广东某些滨海和山区的抗清力量长期存在，也表现在分镇各地的降清将领心怀观望的仍不少。
但是，尚可喜、耿继茂只要能固守广州地区，就可以指望清廷派兵南下增援。
二、李定国大军入粤，虽然不能指望孙可望的支援，却可以得到广东各地义师的配合。
当时在广东沿海地区还有一些凭借海岛、港湾、山区等有利地势坚持抗清的力量，他们一般都接受永历朝廷委任的大学士郭之奇和两广总督连城璧的节制。
在钦州、廉州地区（今属广西）有邓耀、朱统銴、周腾凤、吴孝起等人。
邓耀自顺治七年正月起驻兵钦州的龙门岛（今广西龙门县），这里“东界合浦，西界交趾，为钦廉门户，群山错落七十有二，钦江诸水随山而转，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径而注于海”
[1]，形势颇为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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