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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高爵厚禄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礼背义，越分干名，其罪有三。
臣忝列宪长，岂敢畏避不言。
伏祈皇上大奋乾断，严加处分，以肃名分而正纪纲，则冒滥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义矣。”
[154]魏裔介的劾疏处处流露出对孙可望的轻蔑，给了他当头一棒。
他在《伏罪陈情仰吁天鉴》的奏疏中说：“昨闻宪臣有特纠陈请之非、祈正悖谬之罪一疏，本藩汗流浃背，寝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宪臣之言不谬矣。”
[155]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659年（顺治十六年），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
顺治皇帝虽然明知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
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私第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孙可望于惊惧之余，在奏本中一方面解释自己放债的经过：“前蒙皇上赏给银两，臣恐花费，借与天津卫民邓时增银一千两，有文约可据。
缘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贤愚，臣不得知。”
另一方面摇尾乞怜地向顺治皇帝陈述“郁积之苦衷并所以招尤招谤之原”
。
他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宠眷，无寸功可纪，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
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
每见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众心腾沸之端也。
然怨忌既积于心，姤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156]
到1660年（顺治十七年）夏，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
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余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
清廷认为把孙可望虚有其名的义王封号去掉是不妥当的，因此，顺治皇帝特地发布了一件措辞大有讲究的圣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诚，朕心嘉尚，特锡王封。
乃举国臣工，意怀轻忽，容或有之。
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
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祇受。”
[157]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
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究竟如何颇有疑义。
清初史家戴笠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
[158]。
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等前往福建，会同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合议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
清使慕天颜到台湾后，郑经在回书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
[159]郑经的话说得比较含蓄，但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传布得很广。
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祭葬加隆”
[160]，同时命其子孙徵淇袭封义王。
几个月后徵淇病死，弟徵淳承袭。
1661年（顺治十八年），吴三桂领兵入缅，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
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国也病殁于边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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