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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在四川綦江县，孙可望也“差官丈田……变牛种为粮数”
。
后来又“发难民千余安插于杜石沙坪一带”
[83]。
为了互易有无，活跃经济，孙可望下令“招徕商贾”
[84]，“令征虏将军（冯双礼）招通平越商贾，失货物者量偿之”
[85]。
从一些史料来看，孙可望在贵州征收的赋税是相当重的，如在施秉“临田征租，劫去取十之七”
[86]。
“庚寅（顺治七年，1650年）九月，秦王遣张扈卫复招士民……条银变输谷米共计二石有余，又有皇草、皇柴折价，至黔中上纳；所征调银十两，帮补义兵一名器械银五十余两。
不敢不从，一切五谷六畜丝麻之类，无隙可逃。”
[87]这类材料除了反映当时用兵之际兵饷窘急，不得不多征派赋税以外，还说明贵州等地的农业生产确实已经有所恢复。
经过孙可望大刀阔斧的整顿，贵州的面貌很快就为之一新。
史籍记载：
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
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
无流徒笞杖之法。
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
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
一时反以为便。
[88]
在军务旁午之际，孙可望还注意到便民建设，“凡街衢桥道，务必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然可观”
[89]。
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贵州和四川的部分地区，扩大了抗清斗争基地，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这就为大西军在抗清事业中取得辉煌战果奠定了基础。
到1652年（清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孙可望认为时机成熟，决定三路出师，向清军大举进攻。
这年四月，西宁王李定国领兵入广西，攻入湖南，趁清方广西兵力分散，突然取道严关直攻桂林。
七月四日攻克该城，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在省各官俱各被执”
。
桂林战役的胜利使一些清朝官员“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
[90]。
李定国乘胜收复广西各地，据清广西左翼总兵马雄禀报：“广西九府只存梧州一块土，西兵二万止余职兵五千。”
[91]清廷接到败讯后，唯恐广东有失，命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切勿轻赴广西，固守广东以图万全。
[92]同时任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领精锐官兵兼程赶赴广西。
李定国当即挥师北上湖南，十一月二十三日与尼堪部激战于衡州，结果尼堪被击毙，清军士气大沮。
大西军取得了抗清斗争以来空前的胜利。
连顺治皇帝也哀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93]跟随尼堪进兵的贝勒、贝子、固山额真等将领都受到清廷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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