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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全国一片扰攘之时，云南一隅能够成为这样的清平世界，确实是个奇迹。
为了稳定云南局势，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孙可望等义军领导人相当注意争取封建文人合作。
入滇之初，孙可望就亲自去文庙祭祀孔子，做出尊重儒家的姿态。
接着，命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考试生员，“取士三十三名，观政选官”
[52]。
对于生活困苦的士子还给予照顾，“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
[53]。
这些措施使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感到出头有日，消除了抵触情绪。
到1650年大西军出兵“以复中原”
的前夕，孙可望还选派马兆熙“考试滇南生童”
，意在吸收知识分子出任收复地区的官职。
当时，孙可望亲统大军出征，李定国留守云南，“马兆熙考试毕，率云、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国府谢。
定国赏钱三百串，面云：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等语。
诸生谢出。
由是文教渐复兴也”
[54]。
1651年（顺治八年）以后，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等东出两广、湖南，在所占地方多派设了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
[55]
对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孙可望等人在政策上也处置得宜。
他们一方面注意笼络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土司，只要不持敌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员和粮饷。
另一方面大西军注意吸收西南少数民族的军士，能够用其所长，如山区行军作战、象阵，等等，从而扩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
清朝廷臣在奏疏中说，“孙寇所借兵力，洞蛮为多”
[56]，表明孙可望等在团结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宗教政策上，西南少数民族信奉佛教的人很多，大西军初入滇时对这点注意不够，如1647年李定国部攻克丽江，当地“俗多好佛，常以金银铸佛，大者丈余，次者八九尺，再次者二三尺不等，如是罗列供养”
。
大西军将士竟然“尽击碎驼出”
，充作军饷。
[57]为时不久，孙可望等义军领导人就改变了政策，明令保护宗教寺观，甚至带头刻经、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
[58]这里自然有受当地习俗熏染转而迷信佛教的一面，但客观上尊重了当地人士的信仰，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地方局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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