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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修葺了关帝庙，立了一块碑石，碑文中列出了献忠上下二十哨部将的绰号，下哨将领中就有“一垛墙”
[7]，可以同上引史籍记载相印证。
1638年（崇祯十一年）正月，张献忠在不利的形势下，带领部众抵达湖北谷城，伪称“释甲归朝”
，希望在受抚的名义下取得一段休整时间。
他派遣孙可望携带“尺余璧玉二方、径寸明珠四颗、金珠十万”
[8]秘密送给明朝军务总理熊文灿。
熊文灿大喜，向朝廷极力主张招抚，从而实现了双方的暂时停战。
这件事表明孙可望那时已深得献忠信任，被委以重任了。
明政府官僚也利用张献忠受抚的机会，派遣间谍对张献忠部下的实权人物进行分化笼络，孙可望正是拉拢的对象之一。
当时任明朝湖广巡抚的方孔炤在给督师夫学士杨嗣昌的信中曾提到“往时在谷，投间于孙可望，已有几分；又潘独鳌亦有几分。
因理院（指军务总理熊文灿）不作主而罢”
[9]。
这封信透露了明政府官僚施展的阴谋，但语焉不详，我们无从确定孙可望是“有几分”
投向明政府的意思，还是虚与委蛇。
从后来的行动看，直到张献忠牺牲，孙可望一直是大西军中的一员悍将，没有发现动摇的迹象。
1639年（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率部重举义旗，是明末农民战争由低潮转向**的起点。
在这以后的一年半里，张献忠和罗汝才部承担了抗击官军主力的重任。
由于敌强我弱，张献忠先后在玛瑙山之役、韩溪寺之役中连续遭到重大损失。
一些不稳定分子如张部左营将领一条龙（薛成才）、右营顺天王（贺国现）、前营二只虎等纷纷投敌。
然而，张献忠却以大无畏的精神，率领将士沉着应战。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用以走制敌的战术打破了杨嗣昌组织的围剿。
孙可望作为张献忠的主要部将之一，自然是这段艰险岁月的亲历者。
1641年（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部奇袭襄阳，和李自成部在同年正月攻克洛阳，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是划时期的重大事件。
有的史籍记载，张献忠曾经命孙可望摹刻杨嗣昌张贴的榜文上的印信伪造阁部调兵文书，成功地实现了袭取襄阳的计划。
[10]
从1644年大西军入川起，到1647年初张献忠牺牲止，是大西军由盛转衰的时期。
孙可望当时位居大西政权武将之首。
他曾奉命统兵攻城略地，在彭县、罗江、绵州、井研、荣县、犍为等地都留下了他活动的记载。
[11]特别是在1645年春天，南明总督樊一蘅纠集官绅武装以叙州府（今四川宜宾地区）为基地妄图北上推翻大西政权时，孙可望率领精兵十万击退了来犯之敌，稳定了大西政权的统治。
[12]关于他在这时所担任的职务，史籍中有不同记载，有的说是平东将军，有的说封智勇伯挂平南监军印；清初王士禎记载孙可望在四川绵州鹿头关重修了庞士元祠，石坊书衔为“柱国太师兵部尚书”
，是时随献忠姓，故称张可望。
[13]这个记载相当可靠，它表明张献忠在世时已授予孙可望以“柱国、太师”
这类最高的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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